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
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
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
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北洋军阀史话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蓝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彩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作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替他作媒一定不好作,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枝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匆匆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
“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肚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岌岌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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