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六十三、复辟谬说
谈到复辟,首先要介绍一下劳乃宣。劳乃宣其人是清朝遗老,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上书请取缔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民国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为袁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这便使人联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劳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也是遗老,而由袁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信上说:
“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赵刚由北京到青岛,他们谈话时,赵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会,想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所以当赵由青岛回北京后,劳即写了这封信给赵。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的财政总长。劳给周的信中说:
“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还有第三封信是写给又是遗老、又是国务卿的徐世昌,信上说: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劳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袁既然不取缔劳的谬论,反而要请劳为参政,这一来当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甚至鼓励复辟的,于是,鼓吹复辟为登龙术之一,便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他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
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劳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
劳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袁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因此,他考虑了一天,觉得宦途风险实在太大,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辞严,力辟邪说。
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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