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说”,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方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变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敝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
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杨皙子(度)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美顾问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北洋军阀史话
六十七、冯、段离心离德
北洋系的基础,建立在小站练兵时期,那时,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军工作上,他躬亲部署一切,如:军队的编制和调遣,将领的选拔和补充等。其后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军的发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顾北洋军,于是冯段诸将的权力因之逐渐提高。
袁当总统后,精力分散到外交、财政、政党方面,军事就付托给北洋系的大将手中。这时,“北洋三杰”的情况是:冯国璋外调南京,主持长江一带的军事;段祺瑞在中央统理全国军事;王士珍却退隐正定。段以陆军总长身份,不但对北洋军系独揽大权,即对于全国军事亦有统筹之权。段倚赖徐树铮,徐有才气,可是和北洋系的渊源不深。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多数是由段所培养和提拔,不过袁对军事并不放松,所以便在总统府内设立军事处以控制全国军事。
段有段的个性,民国以后,袁段之间总有点心事,北洋系里相传有这么一段故事:
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早已恢复了跪拜礼,段祺瑞独不肯,他对于其他问题倒无所谓,就反对在民国时代还要曲膝。冯国璋劝他说:“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冯拉了段一齐到袁那儿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见冯下跪,没有办法,只得依样画葫芦了。袁见了这两员大将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来,呵着腰说:“不敢当,不敢当!”
冯、段坐了一会,再至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中当然是十二万分委曲,怎知这位大少爷却端坐不动,受之泰然。段一肚子冤气,怒冲冲地跑出来,埋怨冯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冯亦连连摇头说:“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冯、段的不满,后来有人传给克定,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了北洋的两大将,怎知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的安排,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他们都有点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爬到我的头上呢!”北洋军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礼,袁在接受他们大礼时,总是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你们快来还礼呀!”袁克定从不答应,俨然以未来储君自任。
这是小过节,却使北洋系的将领对袁离心;不过这还不是致命伤,最致命的,是他们逐渐感觉到袁不肯向他们说真话,又想解除他们的兵柄,他们觉得:“鸟还未尽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将烹!”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杰”中,王士珍比较最随和,没有个性,因此袁对王特别放心。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问民国政治。由于袁对段的倔强深感不满,有意要排斥段,因此便有借重王的必要。民国3年春天,袁派长子克定乘专车到正定去迎王进京,王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件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启程,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促驾,无颜面回北京了。”王被大公子这么一逼,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袁克定来到民国时代的北京。袁立刻颁授王为陆军上将,并且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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