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是李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特别赏赐李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是蔡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蔡为湖南都督。袁想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北洋军阀史话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
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
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
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
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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