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岑岑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
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
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亦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飚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仆人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示，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
《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颌颌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
《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北洋军阀史话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5年1月2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戴和王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都是蔡锷的重要核心人物。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这表示袁对这两省不重视。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所以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这时，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在贵州军民都有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5年1月7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则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了讨好刘显世起见，乃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
1月18贵阳举行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与会代表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但是刘还不敢下决心，仍然依违两可，同时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直到1月24日，戴戡率领滇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袁汇来军饷30万元，于是刘遂于27日宣布独立，参加护国军讨袁。
关于贵州举义情形，何应钦曾撰《滇黔首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叙及，特节抄如下：
当民国二年十二月之际，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王伯群先生任贵州代表赴京，知袁氏将谋帝制，遂滞留京津，侦其内幕，尽得其情。帝制议起，伯群与蔡锷密谋起义讨袁，锷虑黔作壁上观。伯群曰：“贵州意向，余弟王文华能左右之。且所部皆劲旅，可一战也。余兄弟早知民国必危于袁氏，磨厉以须者久矣。”锷曰：“今始知君昆季非常人也。
黔能共举，滇势不孤，尚何犹豫。吾当冒险入滇”。因此书请伯群先赴云南，密谋部署。
民国四年十月，伯群间道至昆明，会国父命吕志伊、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诸先进相继入滇。吕志伊先至滇垣，适巡按使署接北京陆军统率办事处电令，拘之警察厅，吕函邓泰中、杨蓁求救，郑、杨至警厅引吕出，谒唐继尧，告以来意，唐命泰中款之于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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