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
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
北洋军阀史话
一○九、对德绝交
北京政府于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云: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画,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画,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销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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