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还不懂得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他原来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喏喏连声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段。段虽然对他同样厌恶,却态度和蔼可亲地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于是,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顿然变成了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的论调转为参战始能图存的论调,并且大声疾呼地说:“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
4月25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20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段亲自主席,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一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25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是“旧戏重演”。
随后段提出统一军队编制,规定军官标准以及裁兵节饷等问题。当然,叫督军们赞成对德宣战而不要真的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督军们裁兵节饷可就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害,大家都不愿接受,而段也没有坚持下去。因此,以后继续举行军事会议时,各督军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参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为主席,始终没有作出决定来。这次军事会议就成为只讨论外交而不解决军事的一种会议了。
督军们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也居然设宴招待他们。
5月1日,国务会议正在举行,忽然闯进来二十几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又是在国内政治上从来未有的事情。各督军公然在会议上纷纷发言,首先是倪嗣冲主张无条件加入协约国,快快加入。张怀芝接着说:“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国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会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孟恩远、李厚基也都随声附和。这时外交总长伍廷芳已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请假中,都未出席阁议,财政总长李经羲未就职,内务总长未补人,交通总长许世英因贿案被免职逮捕,因此参加阁议的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三个人。这三个阁员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对德宣战问题就是这样算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
5月2日,段在迎宾馆邀请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来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表示意见,汤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就举杯请大家略用茶点而散。
当天下午,日、英、法三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后,即电约外交总长伍廷芳在迎宾馆见面。日本公使林权助代表各公使发言,表示协约国愿以诚意与中国政府商议中国参战后应得的权利,以释议会之疑。林权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谒见黎,表达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宠惠到上海疏通反对宣战的孙中山和唐绍仪等。
对德宣战案原定于4日提交国会。根据当时的观察,国会中各党派的趋向,政学会反对参战的议员本来占有多数,但是由于该会领导人参加了内阁,不便坚持反对;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益友社的意见不一致;丙辰俱乐部的反对倾向较为明显。大体上,各党派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不热心研究,而只是以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又请各督军于5月4日假迎宾馆疏通议员。因此又将该案延缓提交国会。
5月4日,以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联合名义邀请两院全体议员赴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400余人。督军团公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他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作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有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议员由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能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就在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的同一天,段又指使各督军到公府见黎,想利用督军团的联合声势威胁黎,嗣后不得再阻挠内阁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口,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胁国会之后进一步地跑来威胁他,因此他的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来,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他气忿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强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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