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派以行动来答复主和派,曹锟派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不过这两路人马都必须经过长江三省,长江三督既然主和,主战派兵马假道自然受到阻挠。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都嗾使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客军假道。湖北督军王占元处境比较困难,因为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而湖北境内既有北军,又有南军,所以王占元不能露骨采取拒绝客军的态度,因此王授意湖北团体在呼吁和平的电报中,附带表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应将武汉三镇划在战区之外。
主战派认为李纯是长江三督之首,是直系的第二把交椅,乃集中攻击李纯,骂李是破坏北洋派的一个败类。其中骂李纯骂得最刻薄的,是李纯一手提拔出来的张敬尧。张平素在电报中称李为“秀帅我夫子”(李纯字秀山),现在张竟造谣说:“非常国会将移南京开会”。气得李新年不见客。并在1月11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辞职,且举督署参谋长齐燮元代理。
李纯这时手中添了一张王牌,是冯玉祥,冯玉祥一旅是在段内阁倒台后由廊房调往福建用以进攻广东的,可是到了浦口后就停留不进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是直系倒段的幕后人物,这时也到了南京。江苏督军李纯电请冯国璋准许留冯旅在浦口,拔归李自己节制调遣,这是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第二路军南下的主要步骤。
“南征军”第二路军施从滨师由津浦路开到滁州,果然就被驻防浦口的冯玉祥阻止他们前进。这是一个新的紧张情势,全国各方面注意力都集中在浦口,因为如果施从滨真的继续前进,战争就会爆发,这个战争却是北洋派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战争。
主战派的皖系,这时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北方的主和派直系,使得皖系军人群情愤激。7年1月8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不过未获一致协议。冯耽心主战派日趋极端,乃秘密关照李纯:
“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才有辞职电发出。
这一期间北洋派的占领区内也起了一些骚动。6年11月25日浙军旅长叶焕章、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12月1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16日湖北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7年1月4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宁波的独立,由于浙军内部不合作,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派兵在隔江曹娥开了几炮,自主军将领就逃走了。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地位发生极大的困难。他是南北调人之一,不肯与西南为敌,可是在他的辖境内发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又不便置之不理,因此他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们取消自主,并且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自主军除了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加以恶言。
王占元虽然不对自主军进攻,可是湖北西部还有另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那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赎罪。吴光新的力量并不强大,可是荆、襄两地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相下,这样便予敌人以可乘之机。王占元自己不愿进攻自主军,也不愿假手别人,尤其是吴光新,因为倘若吴光新剿平了自主军,则对他有极大的威胁。不过他不能公开反对吴光新对自主军的进攻,因此王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河南督军赵倜虽名列主战派,可是他不是北洋派的正统,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荆、襄自主给桂系带来了烦恼,尤其是援湘的联帅谭浩明,因为湘西的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和自主军打成一片。而自主军又是和西南方面打成一片的,谭浩明没有理由予以拒绝。可是湘西民军开往鄂西,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动,王占元是北洋派中的主和派,因此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他致电北京政府说:“如果北军攻荆、襄,则南军也会进攻岳州。
这时,直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由于北方主战派和主和派在对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观望一下,再作行止。
于是曹锟、赵倜、吴光新便进行会商,他们决定在进攻湖南以前先消灭荆、襄自主军,同时请王占元派兵协助,以便摆下一个四面围攻的阵势。王占元对这计划无法拒绝。
荆、襄两地自主军统师黎天才(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的形势并不利,当地驻军旅长张联升不肯附和,率领所部移驻南阳。湖北靖国军第一军长石星川不愿屈居黎下,竟和黎分了家改称护国军,企图向谭浩明靠拢。黎天才因之日陷孤立,加上王占元不断用劝告方式请他放弃自主,他于是把策动这次自主的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旅长关龙予以逮捕,并且加以杀害。这一来荆、襄自主军的活动变成昙花一现,不待北军进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北洋军阀史话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
“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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