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乃决定自己“南巡”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气氛,积极地打仗,同时要消灭主战派内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因为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新国会召集后,总统即将改选,今后段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所以更有必要先进行大团结工作。
段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全体阁员都加反对,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总理又要南巡,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
段不顾阁员的反对,决定南巡,先发电给李纯、陈光远、张敬尧、张怀芝到汉口参加这个会议。
4月20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21日经过郑州,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22日抵汉口,本当在大智门车站下车,但是为了到刘园访问曹锟方便起见,改在循礼门下车。从循礼门到刘园的曹锟司令部,沿途军警林立,断绝交通,禁止临街偷望,真是十步一岗,五步一警。武汉人民第一次看到内阁总理的威风场面。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赴会;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军情紧急”而不与会。原来张怀芝和曹锟有了隔阂。曹锟驻节汉口时,《顺天时报》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张怀芝是曹锟把兄,就去电责曹不应“军中行乐”。曹大为光火,认为张根据“无稽之言”破坏他的名誉,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至于张敬尧则不敢离开长沙,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人喜欢,卧榻之旁又有他人鼾睡,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如果他离开长沙,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
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如不与会,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所以一定要张来,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24日张怀芝到了汉口,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调人,张向曹道歉了事。
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四个督军,徐树铮当然也参加,其他各省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陕西、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
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关于总统问题,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选举总统;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
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撤销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处分,对冯玉祥不究既往。这样一来,汉口的督军会议变成了对直系的缓和态度。这是因为曹锟态度大变。天下事就是如此奇怪,曹锟以直系的一分子,忽然转变为督军团盟主和主战派领袖,段祺瑞再起组阁,他是重要的一分子,现在他表示要对直系和好,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要求,因此汉口会议便促成皖系对直系和善的决定。
汉口军事会议结束后,曹锟、张怀芝、倪嗣冲于4月26日联合电请政府迅速召集新国会。北京国务院于5月4日通电否认要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
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宽大,以达到北洋派大团结的目的,段又电约倪嗣冲、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25日晚段由汉口动身,乘楚材军舰东下,因马力开得太足,撞沉了招商局的江宽号,溺死乘客近千人,楚材号负伤停驶,段换乘护送舰楚泰号鼓掉疾驰而去。26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27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并且在李、倪、卢三人间做和事佬。27日晚由津浦路北返,28日回到北京。
段在南巡期间,全国掀起了反对中日密约的浪潮。原来段在任参战督办时,以参战为名和日本洽商借款,名义上是编练参战军,实际是拿日本借款进行个人建军工作,并以一部分作为征南战费和筹备新国会之用,这些交涉不要说冯国璋不知道,连北京外交部也不知道。段组阁后,日本更提出四项条件:(一)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由日军指挥华军。(二)发行军用票。(三)临时管理中国交通、军械、实业、经济、教育、外交。
(四)合组运输大同盟。日方要中国严守秘密。3月24日中日双方交换照会,消息当然关不住,于是全国便掀起了反对中日秘密外交以及反对继续用兵的高潮。段在武汉也受到压迫,武汉各团体和商会都派代表直接请愿停止内争,段自然不予接见。段的苦恼是刚好压制了直系主和,可是全国性的反战,使他“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受到打击。因此他的南巡,毫无成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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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北方直系和桂系纠缠不清,如果西南军人真能在护法旗帜下拥戴孙中山,那么南北局势就会改观了。可惜西南军阀们对孙并不支持,桂系对国民党也不合作,因此南方局势也和北方局势一样复杂。
在广州,桂系有桂系的力量,地方军人是地方军人的力量,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力量,6年11月30日,广东新任督军莫荣新前赴江岸迎接来自上海的伍廷芳,被人行刺未中。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和桂系发生磨擦,省长李耀汉以辞职为示威手段,国民党程璧光等乘机推胡汉民继任广东省长,但是警卫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更动省长,李耀汉又于12月1日自动复职。李以肇庆为大本营,俨然自成一国,与在广州的福军司令李福林,警卫军统领兼警务处长魏邦平等联结一气,桂系对他们无能为力。
在广东还有一支滇军,共有两师,是第三师和第四师。这时也发生了分化,唐继尧因为在四川作战不利,下令调这支滇军回云南,准备移赴四川作战。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置之不理,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是福建人,自己想向福建发展,已把师部移驻东江,准备协助陈炯明的粤军进攻福建。因此滇军遂分为两支力量,同时滇系和桂系都争取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唐继尧委托李烈钧为驻粤联络员兼驻粤滇军统帅,桂系也委托与滇军有历史的李根源督办北江防务。李烈钧和李根源同是士官同学,又在护国之役并肩作战,可是这时却为了滇军领导权发生了磨擦。
直系和桂系勾结时,直系要求桂系取消自主,解散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桂系没有完全照直系的要求做,是因为自身也有困难,一方面北方主战派还叫嚣讨伐,不能自乱阵容:一方面国民党也有武力,尤其是海军,因此投鼠忌器。不过桂系并不拥护国民党,而是暗中勾结西南各省的实力派,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以拆护法军政府的台。
桂系的骑墙手段,让孙中山大为愤怒,因此亦积极充实国民党的实力,争取广东地方派军人为同盟军,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实力。广东督军莫荣新通令各县,要把孙所委派的招兵委员当做土匪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名招兵委员被杀。孙痛感两广军阀太没有革命观念,因此想带兵到福建另谋发展,但桂系又不肯给予物资支援。12月下旬又有两个招兵委员在广州被捕,孙写信给莫荣新要求保释,莫竟连信都不回就把两人枪决了,这使得孙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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