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中产以上的家庭都远走高飞,中产以下的则躲去乡下。张敬尧竟厚颜无耻地吹说第七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仁者之师。不许人民控诉北军不法行为,否则就认为是南军派来的间谍。长沙的地方报纸对北军暴行也不敢正面揭露,不过都用一种隐射方式,报导口操异音的痞徒如何如何不法。使读者一望而知是北军。
张敬尧的统治,对湖南人而言,比诸汤芗铭时代还要恐怖,湖南民性强悍,民风淳厚,想不到民国初年竟连遭浩劫。
北军在湖南大败时,张敬尧乃接二连三地向北京政府请援,这时,如果桂系肯出全力协助湘军反攻,从左右两翼采取钳形攻势向长沙进攻,收复长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样一来,衡阳方面的北军吴佩孚部形成突出,也不得不迅速撤退。不过这一来南北两军便要在长沙地区进行主力决战,而桂系却不愿主力决战,因此他们对北军第二路军予以打击后,立即把支援湘军的部队撤回。
北军为了应援张敬尧,在汉口的徐树铮乃派奉军司令郭芬率领一旅一团迅速增援湘东,直军也从衡阳调兵回援湘东,所以湘军在反攻大胜之后又急速向南撤退,5月1日湘军刘建藩在株州渡河时失足落水溺死。
张怀芝很可笑,在湘东大败后,他便张皇失措地由萍乡退往樟树镇,又由樟树镇退到汉口。他宣称旧病复发,又称山东地方土匪猖獗,必需赶回去,他打电报给段,保举徐树铮率领奉军接防湘东,出任第二路司令。徐树铮志不在前线,所以坚决不就,他又保举张敬尧或是陈光远,甚至由曹锟一人身兼一二两路司令。他的求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前线打仗没有把握,第二是他怕他的老窠被别人抢去,因为他离开山东后,便由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北洋军阀都是先护理然后真除,张树元自然不愿意张怀芝再回任,张怀芝则身在前线心在山东,恨不得立刻插翅回鲁,这也是他坚决求去的原因。
段祺瑞觉得在这个时候前线易帅很没有面子,同时也找不出适当的人来接替第二路司令,因此以国务院名义向他提出了一个保证:“鲁督决不易人”。同时保证如果第二路兵力不敷时,可以继续派兵增援,希望他立即由汉口前往江西主持军事。
自从湘东一战之后,北军不敢深入,南军也不敢反攻,湖南战场上突然由热战冷静了下来。
当北军进攻湖南的同时,段内阁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督军李厚基开辟两个战场进攻广东。陈光远虽是主和派,可是大势所趋,也不得不追随主战派出兵。江苏督军李纯派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率部开到江西,陈光远也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进攻南雄。守南雄的南军是滇军张开儒,他不战而退,桂系莫荣新乃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以加强对北江的滇军的控制。从4月下旬起,南雄进行了好几度的拉锯战,但都不是激烈的战争。因为陈光远的目的只在应付主战派而并没有积极地进攻。
闽粤边境也没有重大的发展,段内阁派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援粤军总司令,并调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为副司令。4月26日李厚基到厦门设立司令部,浙军集中诏安与陈炯明的粤军相距只有十余里,诏安、云霄、平和等县都宣布了军事戒严令。这方面的北军和浙江原来是准备和广东境内的龙济光军配合作战,由于龙军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单独作战,所以也成为僵持之局。
本来,在南军方面,桂系和滇军约定,共同消灭龙济光军,推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西路高雷、钦廉一带归桂军负责,东路沿海地区归滇军负责,3月22日滇军攻克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25日进入化州,27日夺回龙军的根据地廉江,28日李烈钧由江门回到广州,29日督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南军讨龙之战就算告一段落。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张作霖承认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他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5月24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因此他们厌战的情绪更高。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公然视奉军为己有而任意加以调度,因此他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但是小徐并不因此而气馁。5月26日他由汉口到长沙,27日又到衡阳亲自与吴佩孚打交道。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打手,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6月1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向段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拆曹锟的台。段深以为然,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以示优异——内阁总理从来是很少和一个师长直接通电话的。6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与督军下台后被任为将军的作用完全不同。
但是这次安抚的工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再也不向前进兵。6月15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成立了停战协定,8月7日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8月21日,再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之转变有好几个原因: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
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未免使他怨恨。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西原借款,已有好几笔交易成功,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于5月16日签字)的气氛,日益浓厚,主战派的内部也在自生矛盾。四、国际上则英美在欧战尾声中,逐渐恢复对东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五、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在南方已由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5月20日),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地位。
徐树铮赴衡阳访吴佩孚时,吴请他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一个大金鱼缸边密谈,谈得十分投机。徐树铮乃作了一首衡州谣赠吴:
“我来衡州城,我歌衡州谣。衡州湘江流滔滔,衡州之民乐敖敖。民尔乐何如,被颊泪如雨。吾将陈吾乐,请先忆吾苦。吾本乡老农,爇稻且灌圃。生计殊不恶,小康慰儿女。一朝烽火惊连天,东粤西粤兵器缠。湘中魁杰遍地起,缚籞举义声相牵。问其何所事?抗大府命梗且顽。察其何所行?大队勒输养兵钱,小队卤略及豚鲜。长男促去随贼官,小女走匿托亲缘。老妻泣涕垂涟涟,挟其幼子栖深山。自从去年来,日夕那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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