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浏阳一股为主力,光绪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发难于文家市、牛石岭、南街市、西乡、大光洞、和萍乡上栗市、案山关起义军相呼应,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诸地。苏、赣、湘、皖疆吏大为震动,出动新军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头进剿。
革命起义军的战略,本分为三路:一支据浏阳、醴陵,待机进攻湘垣;一支据萍乡的安源矿路为根据;一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以进取江南。可惜起义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领袖,多数是会党魁首,毫无军事常识,所以发难时虽能击败清军,却不能占据县城,枪法虽工却没有军事学识。三路发动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自称是“中华帝国”,宣称“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军徐绍桢所统的江南新军,其中颇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志愿暗中为革命军效力,可是革命军未经训练,散漫无组织,虽欲和革命军通声气,亦无门径可寻。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
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军失败于没有经验和没有组织,不懂得大战略,可是他们都有一套新战术,使他们在战场上很成功。他们不大打正规战,白天隐藏起来,然后在夜间活动,在树林中东插一支旗,西树一道幡,以引诱清军,等到清军来攻打的时候,革命军却从两翼包抄过来。杀得清军顾头顾不得尾。同时因为浏阳和醴陵两地都是出产大量爆竹,于是革命军发明一个新战术,就是把爆竹装在洋油箱内,月黑风高之夜把它燃着,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枪枪声,大爆竹轰轰隆隆像大炮声,这一来搞得满天神佛,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得意地自诩这种战术是“迷阵”和“疑兵”。他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这套新战术,却在后来护国讨袁时期为蔡锷所使用而获大胜。
革命军曾分布了两个“起义檄文”,一个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个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是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发布,文中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骂湖南人。文中说:“……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至于称新中华大帝国的革命军却并未拥立出一个皇帝,在他们的檄文中说:“……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仪,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个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汉吏进行统战则可,如用为号召则仅抱了民族主义而无经国大计,似乎是不够的。
萍浏醴起义后,南京的同盟会乃赶忙派同志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派赴南京的是孙毓筠。他当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黄,孙中山先生还特地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送别。孙毓筠是安徽寿州大柳树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寿州相国孙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时期曾想做和尚,后来受了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扬,乃决心参加革命,把他寿州办的学校付托给人,全家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为人挥金如土,当时同盟会经费困难,孙毓筠的家财大半都奉献了革命。这位后来变成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时南京新军将校多数同情革命,孙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泄被捕,送进了死牢。两江总督端方一看这个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孙相国的晚辈,马上拍电给孙家鼐,第二天得到孙相国复电是:“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这种语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时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来信请端方“爱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运台去死牢中授予孙毓筠以“回生”之术,就是要孙毓筠只谈政治革命,勿谈种族革命。孙毓筠是个聪明人,根据这个原则,他的供词是:
“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孙文和黄兴等领导。黄兴是条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端方子午楼)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不过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株连太广不是消弭祸变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做和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留恋,任何党派概不闻问。”
由于他这篇“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孙毓筠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判处五年的监禁,反而是从犯权道涵、段书方却都判终身监禁。端方给杨度的复电是:“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
孙毓筠表面上虽被判了五年监禁,其实端方却把他从监牢中叫到花园读书,以优待这个故人子弟。同时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军多不可恃,乃实行整肃新军运动,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军军官。
孙毓筠因为南京事件,愧对革命党,以后便投奔袁世凯,后半生由革命党人变成了拥护洪宪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骇的是徐锡麟刺恩铭事件。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曾至钱塘出家做和尚,后为家人劝归,幼年读书聪慧过人,有数学天才,于天文和舆地都无师自通。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因陶成章的介绍,获识钮永建。钮向徐讲述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锡麟极受感动,返国后参加蔡元培的光复会,往来各地纠结同志,为人任侠使气,行事极端。先在绍兴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之为基础推翻清廷,后再赴日本,拟入振武学校,因近视眼被拒,返国后为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以道员衔负责安徽陆军小学堂和巡警学堂。恩铭对徐锡麟的能力才干很激赏,奏保徐为三品衔。萍醴起义后,波及浙东大通学堂。这时大通学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见事急,乃派陈伯平至安庆向徐锡麟告变,徐知革命行动已泄漏,乃仓促计划起事,拟定于光绪卅三年(1907年)五月廿八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邀请全城官吏莅校观礼,然后一纲打尽。不料恩铭改廿八日为廿六日,使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感到措手不及,但又无法延期,乃于廿六日巡警学堂毕业礼举义。上午九时恩铭至大礼堂点名,徐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暗号,恩铭愕然问:“徐会办从何处得此信?”言未毕,陈伯平即向恩铭扔手榴弹,不发,徐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施放。恩身中七弹,被左右强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乱枪中逃遁。徐锡麟先命门房关门,门房不听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陈、马两同志和巡警学生百余人进占军械局,令学生开库取枪弹,均未配合,无法使用,乃运出巨炮五门,亦无法使用。清兵大集,围之数重,安徽藩司冯昫出示,如拿获徐锡麟者,赏万金。最后清兵攻入军械局,在第三重室捉获徐和马宗汉,陈伯平则战死。两江总督端方电冯昫令杀徐、马。其时恩铭已死,恩家请剖徐心以祭恩铭。这一次事变,清吏死的有恩铭、顾松、陆永颐,清兵死者百余,革命党死的就只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弹数枚,革命军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一张。徐锡麟的口供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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