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
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他,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象。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
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
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演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如果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
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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