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
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
北洋军阀史话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旋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人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七十二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
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绍仪总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
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廿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
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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