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参议院诸君惠鉴:诸君非代表全国,自负为忧时爱国者乎?亦曾思廿世纪为何时代?中国所处地位为何地位乎?自第一期内阁推翻,新内阁组织月余,尚未完全,列强对于远东政策为之大变。外交团借债决裂,日皇亲临议会,西藏风云日形紧急,库伦之兵进攻科布多,瓜分惨祸悬诸眉睫。其所以迟迟未发者,盖一二野心国欲肄鲸吞独占优胜,均势之局尚未协议妥洽耳。今则桂太郎业已首途西游矣,日俄同盟业已腾播世界矣。当此万钧一发之时,诸君即协力同心,消融一切,孜孜焉讨论大计,力图补救尚虞不济……竟于日昨政府提出之新国务员六名,概以不同意否决之,似此视国事如儿戏,腆然糜月薪二百元,真全无心肝,不知人世何者为耻辱!无论该六员中若沈、王、周之久历封疆,夙著成效,即胡、孙、章,亦为近今人材。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尚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玉麟辈嫉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过不悛,则玉麟辈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良言止此,听则国民之福,不听则努力自爱,各行其是,逆耳之言,惟希亮察!”
这批军人的公开指责,毫无问题是袁指使的,袁透过一批武昌将领出而挑衅,比由北洋军人出面高明得多了。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辞,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法宝。袁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宣布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这都是初期民主政治的怪现象。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堂的参议员竟偷偷地搬了出去,同时不敢出席参议院。
军警会议公所除了发表公开电而外,还召开特别会议,中级以上的军警官佐都出席,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为了国家前途不得不出此。第二天军警代表四十余人趋赴国务院谒陆。陆徵祥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派头和来宾握手、问姓名、寒喧。军警代表余大鸿首先致词说:当前外交危急,非总理维持不可,外间虽有阻力,但请总理千万不可求去,这是我们军警界全体的意思。本来我们军警界并不想干预政治,不过我们亦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本于国民天职,不能不有此一来,何况南北之能达到统一,就是由于南北军人以国家为前提,不忍兵戎相见,使国家纷乱,同胞受苦。今天如果总理一去,国事瓦解,外患相侵、战祸必不能免,所以我们才来见总理,请你打消辞意云云。
陆徵祥答辞说:我自十多岁作学生起,原想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力,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此志不变,所以在唐内阁时代虽曾屡次辞职,仍奉命留职至于今日,即是由这种思想演变而成。现在承各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我在外国多年,还没有见到军人对国务员有如此的诚恳和善意,使我不仅感激,而且十二分感动。今后无论如何必将尽全力服务,即使牺牲名誉,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请各位把我的意思转达全体军警界的同人,我非常谢谢云云。
这一幕演得很动人,据一位代表事后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态度倒是非常诚恳,不过他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怪不得参议院有反感,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
在参议院第二次投票同意陆阁阁员前,北洋军系的四位巨头:毅军总统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其中还邀了一位女领袖,是革命军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女士。首由陈策致辞,他说:“今天主人有军界的四巨公,由于鄙人和各位先生较熟,所以邀鄙人同列为主人,以资介绍。现在想请孙少侯先生为临时主席。”孙少侯即是孙毓筠,他起立致辞,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同时希望这类联络感情的聚会应该多举行,既可沟通各方意见,又可免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接着便由主人之一的陆建章演说。陆很会说话,说得很动人,他说:
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忙,因此各方很少能共聚一堂,交换意见,敦睦感情;由于缺少这种联系,所以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很久以来便希望邀请各界联欢,借得机会请教一切,今日之会就是这个目的。不过因主人都是军界人士,可能外面又会生出两种误会:一是以为今日之会在调和党见。各位先生各有其党,各持自己的党见,这是民主,用不着调和,更不需要军人调和;二是认为我们干涉政治。这就更严重了,身为军人而干涉政治,我们虽然愚顽,还不会出此下策,亦没有胆子敢如此作。然而我们既不调和,又不干涉,则有何打算呢?要知道,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近日外间有个传说,说是军人将干涉参议院,我们四位主人各有统率的军队,我们敢向各位保证,绝对没有其事,我们愿意请各位查一下,如果有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希望各位参议先生勿听谣言,以国家为重。今天在座还有新闻记者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推翻满清,成立共和,新闻记者最有大功,因为报纸上每天的报导都说南军如何精强、如何凶猛、如何众多,铺张扬厉,皆系为了鼓吹共和,这不能算是造谣。如今民国告成,各位记者先生何妨用这种生花妙笔为国家鼓吹,如:今日财政虽十分困难,诸位记者先生何妨在报上说还能支持应付;当前党见虽有异同,各位何妨在报上强调并无党见;国内形势虽然还不十分统一,诸君何妨说已臻统一了。新闻记者是时代的领导,你们说在前面,大家就会跟你们说了。
陆建章的话,颇使听者为之动容,与会人士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指陆徵祥)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民国元年7月26日,袁世凯再以咨文给参议院,略谓:时局阽危,朝不保暮,阁员悬旷,百务废弛,中外共瞻,险状何可思议。前次提出六员,既经贵院否决,兹特重行遴选,拟任周学熙为财政总长,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陈振先为农林总长,蒋作宾为工商总长,朱启钤为交通总长,依照《临时约法》第卅四条咨请贵院同意云云。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91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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