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路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字、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买卖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致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流，尤为市井之害。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他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他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只要能弄到吃的，什么事他都做过。他抢过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替人背过尸体，甚至掘过坟盗过墓。长时间的混迹江湖，使朱元璋习惯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盗和欺骗。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于被动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走出了孤庄村，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如果不是几次在关键的时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饿死在流浪路上。在机会和风险面前，如果不采取主动，就得付出惨重代价。他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过架，很多时候是一对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时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救了他。三年下来，冒险精神就成为他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机会面前，他反应敏捷，富于主动精神和进攻性。因为他知道，被动就等于死亡。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第五节 从一介顺民到狡猾野兽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要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块品位不错然而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竣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学泰在《游民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且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代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使农民们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由于历代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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