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东方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有了不同的结局，这是历史的奥妙所在，后人难以简单地以孰优孰劣评价两种结局。看完贾志刚的书，我以为对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就是后世尊孔子而轻管子。
管子治国的理念，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他推崇民富而国强，他重视工商业，并不把商人视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他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引入“职业经理人”概念，将齐侯尊为董事长，而相国则是行政权在握的总经理。这样的治国理念，激发了民众创造财富的欲望和能力，使齐国能抵御戎狄，成为中国诸国的盟主。管子的贡献是公认的。然而鼓励平等竞争，对政权统治者最大的副作用是，使统治者的威权和神秘感丧失。孔子批评管仲有两点，一是不俭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二是“不知礼”，有僭越的嫌疑，“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管子的消费主义和平等主义是孔子和孔子的后世门徒最为反对的，他们肯定管仲无非是他的“事功”，即抵抗了诸夏文明之外狄夷的侵略。－－－－－到了明末，陆楫提出“奢易治生”，即刺激消费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商品经济繁华的必然，是对管子思想两千年后的回应，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一定会冲击等级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评事论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去向，所谓“论心”，讲出发点，态度比结果更重要。孔子的“礼”要维护的就是这样的名教权威，到了“文革”，“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是这种“正名”的现代版。
《春秋》最后经过孔子的修订，突出了“尊王攘夷”的中心思想，维护道统，维护中央王朝权威，维护名分等级，成为孔子修订春秋的主旨，所以“乱臣贼子惧”，孔子死后成为百代素王，万世师表，历代帝王尊崇孔子，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巨大贡献。孔子，对自己修订《春秋》引起的争议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识形态挂帅”在以后中国成为治国者必选，用儒家强调自己的道统合法性和君王的神圣权威，用法家之术治理百官庶民亦成为历朝执政者的常态。于是，孔子光芒万丈，被推崇到“天不生仲尼，万古皆长夜”的地步，而管仲的价值被忽略，甚至要通过孔子的言语才得到肯定性评价。
中国从春秋的纷乱走向大一统，中国没有成为长期诸国林立的欧洲，后世必定会尊孔子抑管子。对中国而言，幸耶？不幸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期的人性张扬、平等竞争已成绝响。
历史之光照亮的厚黑岁月
更新时间2008-12-8 14:02:50 字数：2235
孙勇进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颇有人气的马英九先生，大约在十年前就已引起我的兴趣。倒不是在下先知先觉，而是因那时正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讲解《郑伯克段于鄢》，无意间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条报道：1987年6月，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已受命完成了《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马为了保密，私定该案为“颖考专案”。
“颖考专案”这四个字，让我对马氏大生好感。因为“颖考”两个字的背后，是一段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一段郑国孝子颖考叔献计化解国君郑庄公与其母二十载仇怨的故事。
这段故事，就记载在上面说到的《郑伯克段于鄢》里，它是《左传》的开篇。不过，要是有谁觉得《左传》这种东西已经遥远得跟海王星一样，只能当作传说中的经典，那么，找几本贾志刚先生的系列历史读物《这才是春秋》来看，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春秋时代，是老子的时代、孔子的时代、孙子兵法的时代，是齐桓公的时代、晋文公的时代、楚庄王的时代，千金一笑，一鼓作气，老马识途，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羊皮宰相，退避三舍，一鸣惊人，鱼腹藏剑，卧薪尝胆，……，多姿多彩，风云际会，干戈四起，诈变百出……
这样一个时代，足以吸引文史写家的眼光。但是要想写好，也难。它时间跨度大、出场人物多，头绪多得乱成一锅粥，更大的问题是，前已有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也算是风行数百年了，你贾志刚再写一部，看点又什么呢？
答：现实视野。如果说，读史观今，常常会让人感叹，历史，总是经过乔装打扮，在现实的舞台上活跃演出，那么，翻贾志刚的《这才是春秋》，又时常可以看到，现实，也同样可以穿梭岁月，在历史的舞台上身段招展，舞得风生水起。
如据史载，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州三川皆震。于是，贾志刚的笔下，可以看到，当时的佞臣虢石父和周幽王的如下一段对话：
虢石父：“大王，咱们这次抗震救灾那是及时全面，不遗余力，救出来无数的灾民。现在，灾民们对大王感恩戴德，齐声歌颂。这不，歌颂大王的民歌都出来了。”
“什么民歌？”周幽王一听，来了兴趣。
“那可多了，我给您随便唱一首。”虢石父清了清嗓子，开始唱起来：“天灾临兮死何诉，周公唤兮召公呼，天子疼兮诸侯哭，纵做鬼兮也幸福。烈马战车兮救雏犊，左一锹兮又一锄，感恩大王兮齐欢呼，再死一次兮心也足。”
……
除了“纵做鬼兮也幸福”外，像“癞蛤蟆预报地震”、“南联盟”“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一国两制”等今典，在《这才是春秋》中可说比比皆是。
将这仅仅看成是《大话西游》式的戏谑，或简单的讽世之笔，我想，都不是贾志刚先生的本意。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辟专节论述“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布氏说到：“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而这种由今溯古的思考方式能够确立的前提，是“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布氏称，“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对一个特定阶段里某些事件的反映，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那些人物了呢？”所以，“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在贾志刚先生看来，春秋时代是“充满智慧、才华、气壮山河的”，同时也因“春秋无义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性中的种种丑陋和狞恶。这种厚黑学的视角和文中随处可见的厚黑叙述，恐怕也跟贾志刚先生对当下的批判意识有关。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说了句名言：“历史之光并不是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这句话用来描述《这才是春秋》，和贾志刚先生，也是恰当的。甚至，在书中还为看官揭出历史的吊诡之处：卫国的石碏大义灭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和篡位的州吁，这段为人传诵千载的事迹引来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淫荡之君卫宣公的登台演出，和随后的凌逼周王室的卫惠公及好鹤荒唐的卫懿公。于是贾志刚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石碏的大义灭亲，到底“值不值”？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八卦层面和历史哲学层面，都可以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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