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当时，皇帝的感觉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而清晰，显示出这个人的渊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座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成绩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理衙门总署的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在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而且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据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载，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之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作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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