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召见之后不久，溥仪就被赶出了故宫，惶惶逃往天津，“陷入隐姓埋名和贫困潦倒的境地”，无力再顾及这个大清王朝的旧摆设，最后一个延恩侯从此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不知所终了。
第七章
永历：生为猎物
逃难
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十九，朱由榔在北京桂王府里出生那一刻，掌事房太监为朱由榔开列的衣被清单如下：春绸小袄二十七件，白纺丝小衫四件，白纺丝小带四条，锦丝红肚兜四个，潞绸小被十八床，高丽布褥十床，蓝扣布褥一床，蓝高丽布挡头长褥一床，白高丽布挖单三十三个，白漂布挖单三块，蓝素缎挡头两块，石青素缎挖单一块，红青纱挖单一块，蓝扣布挖单十块，白漂布小挖单二十六块……
无论如何，为一个新生儿准备这么多衣服被褥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除了毫无必要的浪费，明代的中国人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证明新生儿的地位高贵。怎么样来说明他血脉的不凡呢？三年前去世的神宗皇帝是他的亲祖父，当今皇帝天启和不久后继任的皇帝崇祯都是他的亲叔伯哥哥。天潢贵胄，支脉显赫。在朱明家族的血统树上，这是高居树端的为数不多的最高贵的几颗果实之一。为了迎接这个小王子的出生，桂王府里已经忙乱几个月了。这种用物质来把“幸福”数字化的做法，正是朱元璋的“祖制”。
二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臣民最残酷而对子孙最慈祥的帝王。
在北京王府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五年之后，朱由榔随父亲桂王到湖南“就国”。十八岁以前，朱由榔一直平静地生活在雄伟壮丽的衡阳王府。朱元璋的“祖制”，为桂王府的生活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物质保障。
朱元璋规定，分封到各地的王爷有权挑选当地最好的土地。因此，大明天下最膏腴的田地都归各地王府所有。桂王一到湖南，朝廷就在衡阳划出三万顷土地，作为庄田。
王府中的每位正式成员，都享受着丰厚的国家俸禄。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朱元璋规定皇族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政府承担。
在保证了后代的物质生活之外，朱元璋还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写大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在这本书里，朱元璋替子孙后代考虑到了几乎所有问题。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可谓登峰造极。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两把……也就是说，明朝宗室亲王，已经“幸福”到了出生时不用携带大脑的程度。
三
朱由榔的性格有点像女孩。
桂王性格淡泊，凡事都是由性格强硬的王妃主持。
朱由榔的一生都是被王妃安排好了的。一生下来，他就被安排的十几个保姆和太监侍候。从小到大，在群星捧月中被呵护着长大，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舞过枪弄过棒，一根寒毛也没有被碰过。在温室雨露的滋养下，他养成了几分女孩气质，说话和声细语。八岁那年，他被安排开蒙读了书。王妃屡次三番派人传谕老师，不可太严格了，恐累着或者吓着孩子，反正也用不着去考进士。所以，读了十几年书，四书五经一本也背不下来。不过比起别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已经是太“出类拔萃”了。是啊，明代王族子弟，肯读书识字的极少，他们的正务是纵酒听戏、强抢民女。而朱由榔在王妃的严厉管教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饲养金鱼是他最大的爱好。
十岁那年，他按惯例被封为郡王，号永明王，这是帝国内仅次于亲王的第二等爵位。十八岁那年，他被安排与大家闺秀王氏成婚。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的一切衣食起居仍然都由母亲安排。他被安排每天起来到各处请安，按早晚每天换三套衣服，坐享每顿饭二十四道菜、每月二百两银子零花钱的“幸福”。
上天还给了他十分英俊的外表。他长相俊美，文质彬彬，性格稳重柔和，举止玉树临风。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待人接物，十分礼貌。大家都知道桂王有一个知书识礼、玉质温粹、聪明特达的好儿子。人们见了桂王，总要说上一句：“王爷，你好福气啊！”
然而，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叫作幸福，朱由榔不知道。正如你问他爱不爱自己的妃子，他没有答案一样。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知道，上天安排给他的任务就是享用尽可能多的醇酒妇人，生尽可能多的孩子，正像大明二百年间的所有皇族一样。
确实，如果历史之流不起波澜，他的一生都将像贾宝玉向往的富贵闲人那样平安度过。然而，很不幸，他的生命中注定要遇到这场天地大变局。
四
崇祯三年（1630年），也就是朱由榔开始启蒙读书的八岁那年起，他就经常听家里大人提起两个字——流贼。从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流贼”势力忽然井喷，纵横天下，如入无人之境。各地皇族都遭到屠戮。
在众多消息中，最让桂王府惊恐的是这样一个消息：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桂王的同胞哥哥福王朱常洵被抓获。李自成杀掉福王，命人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消息传来，桂王与其寡母赵太妃当即病倒，赵太妃于两个月后去世。桂王则从此落下一个病根——不能提“贼”、“寇”、“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字眼，否则就浑身出汗，神志不清。
五
按理说，桂王一家算不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一类。自从就藩到湖南开始，湖南地方官民就觉得，这一家王爷很好打交道。事实上，桂王朱常瀛是出了名的“老实”王爷，生来老实内向，自小胆小怕事。万历朝轰轰烈烈的皇储之争没他什么事，东林党人和郑贵妃数十年的政治斗争反倒吓坏了他。他在宫中一贯遵章守法，就藩之后，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吃朝廷俸禄，从来没像别的不安分的藩王那样琢磨着要什么特权，搞什么第三产业，从不和地方官来往，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劣迹。所以在天下亲王之中，“独以安靖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帝命官员考察各地藩王的遵章守纪情况，考察大臣“俱以王贤报命”，桂王的贤名因此也远近闻名，被树成各地藩王学习的榜样。
然而，这种“贤名”并不能保证他在玉石俱焚中的安全，农民军没有判断王爷贤或者不贤的兴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即朱由榔刚刚结婚后的第二年，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桂王府中的每个人都在空气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何去何从，成了桂王全府上下的思考焦点。眼看国土一块块残破，湖南全省的陷落似乎也是不久的事了。按理说，趁早远避他省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桂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拖延不决”，缺乏决断能力。亲王搬家可不是小事，这数千人要走，要事先联系好投奔地，要与地方官打招呼，要计划行程，要准备车马饮食……总之，千头万绪，一想起来就头大。桂王平日不理家事，最厌俗务，一切日常起居都任由正妃王氏安排。所以管家把这些情况向他禀明，他却一再表示再等等、再看看。在他看来，衡阳毕竟地处偏远，也许张献忠没兴趣到这里来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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