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于十二时开庭，计审讯时间一小时三十五分。代表中国政府起诉律师仍为冼秉熹，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改由兰仕杜莅庭(前为祈礼福)，施露华律师依然代表被告出庭，徐继庄之爱妾王白梅偕一女友到庭观审。
首先由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将日前所控之罪名，加以修正，即根据一九三五年法例第三十二号，分控被告徐继庄罪名两项。计开(一)身为公务员，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地方上海盗去中国政府公币美金五万元，及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约值二十六万元。(二)身为公务员，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地方上海偷窃去中国政府公币二十亿五千万元。
跟着皇家律师兰仕杜对庭申述法典说，此案为逃犯引渡案，这与普通案件不同。有关于中英两方所订条约，根据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内第二十一款之规定：凡中国之犯人逃至香港，或潜匿英国船中者，中国官方可照会英方指交引渡。兰氏又引述一八九八年之法案，亦不准予具保，因为这是国际案件，而且盗窃公币数目庞大。最后，兰氏向法庭提供将该案押后两星期公审。代表被告律师施露华则引申英国法例三宗，认为法庭有权准予担保。兰氏则据法反驳，双方辩论甚烈，结果法官准予以现金五百万元具保出外候审，并将案押后一周提讯，然后再定期审讯。
第35章 放走汉奸汪精卫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本来那种团拜就不对，真的团拜大家应该站一个圆圈，那样彼此一恭贺，就都有了，省事情又省时间。可是这里的团拜，都是一行行的面向北面，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可以说是文武对拜，不配说什么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说：“汪精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当时在座的七嘴八舌，有骂的，有咳嗽的，有的就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后来有人提议要正式开会，这样蒋介石又站了起来背遗嘱，这就算是正式开会了。这回算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口水。”我觉得蒋介石把这些话都听见了。蒋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去了。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将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为什么战后有些大汉奸，迟迟不肯判罪?而且有些明明投降过日本的军官，放了回来，仍旧重用，到现在还带着兵在打内战?
我见了蒋介石，把我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他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重要的几件如下：一、士兵吃不饱;二，士兵穿不暖;三、各级官长不拿着士兵当人看，随便打骂;四、军队空缺太多，饷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五、壮丁未入营之前，在路上用绳子捆着;六、送壮丁的人在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叫士兵们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官长收藏，让壮丁跑不了;七、怕士兵跑，把房门锁上，士兵们就在屋里拉屎、撒尿;八、未入营前在路上捆着不给吃饱，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肠子都饿细了，一到营里，吃得过饱，胀死的很多;九、无论什么时候士兵有了病，缺乏医生更缺乏药品。我把在遵义县照的相片给蒋介石看，蒋仔细看那照片，士兵穿得还不如叫花子。蒋站起来问我：“这是遵义的事吗?”我说：“是的，一点都不错。”蒋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不懂军事。他的参谋长是谁?”我说：“是姓何的。”李济深将军在座，蒋问李将军：“贵州的参谋长是何什么?”李将军说：“是何辑五。”蒋说：“何辑五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不问事呀?”李济深将军说：“以前何辑五在广东是交代不清就跑了的。”蒋说：“我马上去电报先把他换掉。”何辑五是何应钦的胞弟，后来何应钦对着别人说：“蒋介石收拾何辑五是和何应钦过不去。”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我住在四川重庆巴县中学里，这一天放了空袭警报，日本的飞机来了七八十架，轰炸重庆。巴县中学后边山坡上，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在那里一面躲警报，一面拿着一本书。有两个特务从她面前过，要看女学生看的什么书。那位女学生说：“我看的书，你管不着。”两个特务过去就抓，那位女学生大嚷起来，她看着两个特务蛮横无理，她就把她身上戴的三角校章摘下来吃了。校章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那位女学生立时喘不出气，眼看要死。两个特务把她送到中央医院，由王鹏万医师(耳、鼻、喉专家)给那位女学生把那校章从喉中取出来了。虽然能够喘出气来，可是流血过多，并未脱离危险。王医师对两个特务说：“这个女学生的伤不轻，应当静静地躺着，两个星期才能动。”特务马上拿枪对着王医师的胸膛说：“你要多说话，把你打死。”王医师不再说了，特务就把那位女学生拉着，推着走了。就在那天，王医师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为了这件事当天去见蒋介石。我问蒋说：“前方打仗，后方要安定人心，不可自己捣乱。”我就把刚才王医师对我说的话，从头到尾对蒋介石说了一遍，更说道：“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只要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教训，人民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老百姓喜欢的我们说，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做，万没有不得人心的道理，能得了人心，要用什么特务呢?这不是自己捣乱吗?”蒋介石马上叫李惟果把我说的话照记下来。我回到巴县中学，李惟果又拿着笔记来问了我一回，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他马上到中央医院找王医师去，我对李说：“刚才我对蒋说过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谁没有姊妹，谁没有儿女，为什么平白无故拿着一般女学生当强盗反叛对待呢?”李说:“我查查去，查查就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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