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孔祥熙请了文武百官，到李子坝的一个新的招待所聚餐。到了午后六点钟，人们愈来愈多，有很多军官同我和于右任来握手，说东说西，非常热闹。右任对我说：“这样的会多有几个就好了，你看多少军官都是好朋友，我们一点来往都没有，我也不敢和军人来往，若一来往，就说我们运动军队图谋不轨。”我说：“也有人对你这样吗?”于点点头：“封锁得厉害呀!”
蒋介石明明知道萧振瀛是做卖国勾当的，可是蒋用种种帮助萧和雷季尚由重庆到香港来回地飞。
有人问萧振瀛，“你到香港见谁?”萧说：“见日本人和知。”又问萧：“你在重庆见谁?”萧说：“还不是见蒋介石吗?”又问萧：“你见他们谈什么?”萧说：“当媒人反正是说谎话。一面拉着他们不断绝关系，一面我们可以老在空中飞着，谁也不晓得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这样人家就看得起我们。”又有人问萧：“你每天这里跑，那里跑，用很多的汽油，汽油又这样贵，你还租了很多处房子，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呀?”萧说：“那还不是蒋介石给的钱，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钱!你们看我东跑西奔都是有任务的，所有各方面的领袖来到重庆，我就接他们到我的房子里去。住很好的房子，不用花钱;吃很好的饭也不用花钱;坐很好的汽车，又不用花钱，最要紧的是不叫他们见老冯，那样我的任务就达到了。”
正是这个时候，重庆提倡帮助工商业生产，弄得非常热闹。有一天午前九点钟，两位工程师到罗汉沟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说他们失业了。我说：“你们不是在萧振瀛的铁工厂吗，怎么会失业?”他们说：“真可气，又是好笑的事，萧振瀛拿着他的铁工厂借了国家一千万元，钱刚到手，工厂马上关门，把我们都解雇了。”这就是中国抗日时的财政情形。
谁都知道，有一条德国船沉到长江里，萧振瀛同蒋介石订了合同，准萧无条件地捞那只船，等到打胜日本之后，萧振瀛造一只新船还蒋介石。这一来萧可发了大财，就把这笔钱，开了银行。听说过了很久，蒋介石才知道是受了萧振瀛的欺骗。重庆的文武百官没有不清楚这件事的，都在这里说：“看军事委员会的竺交通处长的事，是非贪污不能升官;看萧振瀛开银行的事，这是蒋介石叫人必须卖国才能升官发财。”这种说话，重庆人都知道了，不久全国也知道了。有人说：“蒋介石是只怕中国好!”
第46章 使人制造九鼎预备做皇帝
为了献金救国，我到重庆许多工厂里去讲话，鼓励他们献金救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天我到重庆下边一眼望得见的一个造船厂里去讲话，这个厂的主人就是卢作孚。我对员工们讲了话，他领着我去参观。他指给我看，这是预备献给蒋介石的九个铜鼎。我看每一个鼎高有二尺半，直径也有二尺，鼎上还雕刻着许多花纹。我问：“这是谁出的主意?”旁边一个人说：“这是蒋自己出的主意，他要这样办，谁敢驳回他呢?”我记得中国古书上有一篇书叫“楚子问鼎”，楚子是楚国的国王，他在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里头，是子爵，所以称为楚子。一个子爵当然够不上做皇帝，然而他却要问九鼎，问九鼎就是想做皇带，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轻，多重，周家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因为有这一篇文章中国人多少年来，都拿着九鼎当做皇帝的象征，这个故事在中国没有一个不知道。蒋介石虽然少读书，无知识，这个故事总不会不晓得的。但是他的脑子，非常守旧，他虽然是二十世纪的人，可是他的思想，总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他一定暗示他的部下献九鼎，他的动机，不问可知。
过了两个月，鼎全做好了，就规定了一个日子，在中央训练团里献鼎。这件事忽然被美国的报纸登载出来：“蒋介石叫人们给他献九鼎，这是预备做皇帝。”蒋一看见这段消息，首先把美国的新闻记者和美国的报纸大骂一顿，然后在训练团把朱家骅他们假意地骂了几句。朱家骅的喽啰当然也在那里骂：“你不叫我们献九鼎，我们就会献了吗?现在美国报纸骂你了，你就发起脾气来骂我们，你骂吧，我们都不干了。”就在那几天，许多人上辞呈。蒋介石一个个地找去，对他们说：“骂你们是给别人听的，我心中还是说你们做得好，做得对。”那些人们一个个地更撒起娇来了。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星期，才把这段事平妥下去。
鹿钟麟从河北回来，谁都知道他收了几十万游击队。当时没有一百元吃不饱一顿饭，可是蒋介石给他的兵一个月六元。就是这样，鹿钟麟还带着队伍和日本打多少次死战，结果把官兵都饿跑了。鹿钟麟回到重庆，把他经手的事和报销都报给蒋介石，快有三个月的样子，都没有批消他这件公事，当然鹿很焦急。有一天，我在国防最高会议问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为什么鹿钟麟的报销不批消呢?是什么缘故?”何应钦说：“鹿钟麟到河北去，一二年的工夫用了六百万，可是他连一本账都没有，若果是他能拿出花钱的草底子来，就可以替他报销了。”我说：“鹿钟麟是那么厉害的人呀?他在河北省带着三四十万游击队，昼夜地打仗，死伤有十几万人，只剩留他的性命没丢在日本人手里，他能把账目的草底儿不丢了，鹿钟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假如你要枪决鹿，无论如何可以找出他的错来，把他枪决掉，何必说要他的草底儿呢!”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过了没有三天，蒋介石把鹿钟麟报销的案子批消了，格外送了五万元解散他的随从。谁也想不到跟过鹿钟麟当过参谋长的那个人说：“五万元不要了，送给军政部的人买鞋穿吧!”鹿钟麟只可忍气吞声地说：“好吧!”
这里应当说明的，鹿钟麟往河北当主席去的时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军法执行总监，上将阶级，是负责全国军法事情的;一转眼鹿钟麟回来了，军政部就敢没收他的五万块钱，这个胆子够多么大!这种贪污到什么程度呢?明眼人自然很清楚，到底他们为什么敢这样的大胆?是谁来支持他们呢?
第47章 谁说真话就枪决谁
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三十多万人守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的也特别多，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因此曾万钟跑到重庆来就要把作战的实在情形向蒋介石报告，结果走到哪里，哪里碰壁，有话没有地方去说。因为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他说：“我在太行山打仗是不错的，可是每一万人都得出三千五百人到后方抬粮食，因为山上没有煤，每一万人还得要出二千五百人去拾柴草。除此以外，一万人中，又有五六百位病人，四五百人看营底子。这样算起来，一万人内能有三千人作战，三十万人只能有九万人作战。又加上了应当拨给我四百匹骡马，一匹也不给我;应当给我的三千伕子，只给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头发很长、面黄肌瘦的二百囚犯，什么东西都抬不动。这样黄河边上的东西，什么也运不到山上去，官兵们接济没有，如何不打败仗呢?”曾万钟又说：“我见过蒋介石的几个大官，要把这些话向蒋介石说一说，有一位大官说：‘说不得。你若说了，蒋就生气，一生气就病了，那谁还能领导抗日呢?’又一个大官说：‘你对蒋介石说这些话，他一气就要病倒了，谁来领导抗日呢?没人领导抗日，中国不是要亡国了吗?你这个东西，要亡中国还得了!’马上拿手枪对着我的胸前，指着我。我说：‘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们不要拿枪打我。’”曾万钟一面说着，一面流着泪说：“先生你看，蒋介石的左右这个样，怎么得了，不叫我们说一句话!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对蒋介石说一说?”我说：“可以。”我又问曾说：“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曾说：“你若查出有半句瞎说，你就把我枪决了，好不好?”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十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蒋说：“他叫曾万钟。”我又问 ：“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我说：“你有没有工夫昕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蒋说：“可以。”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说完之后，我问蒋介石：“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感想?”蒋介石说：“可不是吗?他们老怕我有病，就不愿意叫我知道前线的一些小事情。”我又说：“你这些左右的人这种做法不但把中国完了，一定也把你害死才拉倒。”看蒋那样子一点气没生，也没着一点急，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他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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