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还有一件顶有意思的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非是教育部的书局不能买。可是纸太坏了，我们都看不清楚。冯先生，你看看这书，你看得清楚吗?”我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小学生说：“若这样，我们活到你的年纪就要变成瞎子了。”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那小学生走了两三步，又回来问我：“冯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为什么办教育的人们这么坏，政府为什么不用好人?”我笑了一笑：“好孩子，你说的话，我替你说。”从乐山到夹江是一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
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办党出身的。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
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我听冯先生讲话，我的眼泪把我的胸膛全流湿了。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事后有人对我说：“前三四天有特务人员从这里经过，说冯先生来献金是绑票式的，把你请了去，一个人非捐多少钱，不叫你出来。这里的绅士听见说就害怕得都跑到乡间去了。”昨天有人听了我的讲话，今天又听了我的讲话，马上乡间又都知道了。那些害怕而到乡间去的人又想回来，又不好意思的，反倒托了一些人来见我，对我说，他们愿意献金，是因为有些特务吓他们下了乡，觉得对不起。我表示没有什么关系，救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号、二十号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弄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许多大的害民贼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这彭县城里头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吗?”这位绅士又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像有神经病一样。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有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好像疯了似的，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后来到了成都才知道，因为这个学校献金太烈，马上就把这位校长丁秀君女士撤职。由此可以知道，蒋家的人们怎样阻碍献金，可是他又不敢公开地做。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颍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有些变了色，我问看堂的人，说是贼娃子给洗去了。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是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神情亦多呆滞。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做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做纪念。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到四川双流县，县长吕秉仁，东北人。下午三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放在圣诞树的下面，这是他私人献的。到了第二天十二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用午饭庆祝圣诞，就请我同大家讲话。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站起来说话：“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地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我问：“什么缘故?”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献给国家，有的穷学生把毛衣也脱下来，献给国家。还有一个穷学生把一个棉袍子也献出来，天气冷，冻得那穷学生也打冷战。我当然不能剥穷孩子的衣服，不肯接受他的捐献，可是他却非脱不可。这些洁白的青年，他们爱起国来，连命也不要。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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