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生们在半夜里正睡着觉，特务们闯进大学的门，驾起机关枪向学生宿舍乱放，打死很多学生。并且里头有达姆弹，各报上都登载得很详细。请愿去被打了，有的说有什么“罪”，像云南大学在校内开会，还可以造谣治他一个罪过;武汉大学在半夜正在睡觉的时候，特务闯进来开机关枪，这给什么罪名?这不是暗无天日是什么?这不是黑暗的地狱一样是什么?
上海、北平、广州、四川，学生都起来反对内战，他们因为读不下书去，又没法子生活，请求政府停止内战，可以说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可是没有一处不是被打。不是说他们是共产党，就是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尾巴。有的装到麻包袋里，抛到长江里，有的下了监用鞭子打，或者用火筷子烫，打得那些学生们痛哭，哀号，常常在一二千步之外都能听见叫的哀声。
我看了这种情形，因为我是革命党，我不能不说话。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发过一个告同胞书，其文如下：
“全国同胞公鉴：今早读旧金山英文报和世界日报，得悉南京打死许多请愿的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是中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诚恳地向仆人们说，你们不要打仗。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仆人杀主人，仆人打主人，这是彻底的反叛行动。况且就退一万步来说，几个兄长为了闹家务，打得头破血出，子弟们出来向着兄长叩头奉揖，请求不要再打，听也好，不听也好，何至于忍心害理，丧尽天良，把子弟们打死打伤呢?这件事情，是应当马上认罪的。
“玉祥是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当本着自己的天良来说真话。
“自去年推翻政协决议，开始打内战以来，在国际上美国的报纸，没一天不说南京是坏政府，南京是独裁政府，南京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又说世界不和平，都全由中国打内战惹出来的，非共管中国不可。报纸均在，可以细细查看。中文的中美周报说:有人说杜鲁门总统发表对中国宣言，说对中国政策不变，那是翻译的人说骗中国当局的话。中美周报希望有几位肯说真话的，把那篇文章译出来，给中国同胞们看。由此可见，执政的人，日日都在五里雾中，都在做梦，一点也看不清楚。美国人要共管我们，我们自己还打算什么?
“看看我们的内部，自打内仗以来，台湾的民变，杀死我们台湾同胞，还死了许多官吏;至于杀县长、抢米还有很多，不打内战，哪有这个事情?
“经济的事，由二百二十元法币换一元美金，内战打起来了，就涨到一万二千换一元美金，最近到了一万八千至三万了。公务员的薪水，怎么涨，也赶不上米价涨得那么快。这样人民怎么活呢?还怪人民抢米吗?
“同是一样的军队，待遇不同。打仗打得越好，越要缩编。除了瞎子以外，谁都看见了，一个集团军缩成一军，一军缩成一师，一师缩成一旅，结果是拨散了。团有团的历史，军有军的历史，随便乱拨，残废的受伤的和阵亡的官兵，怎么查考?故意地弄糟糕，军心涣散到极点，许多有知识有功勋的军官去哭灵，世界各国无不失声大哭。不要说吃不饱、穿不暖，夏天穿棉衣，冬天穿单衣。为什么许多军人，成军、成师、成团、成营地到共产党里头去，就是因为拿着军人太不当人看。这样下去，赏罚不公，是非颠倒，还要出更大的乱子。政治全在用人得当，全在亲民，不把人民当主人，还算什么民国?只要是本家、亲戚、乡亲，什么事情都做，反之你有什么贤能却不用。这样下去，不是贪污算什么?不混乱为什么?
“党务看不见主义在哪里。人员本来是亲爱精诚，无话不说，感情才能沟通。在重庆开大会时，一位同志上台说话，有人说，拉出去枪决他，叫他滚出去。我们在旁边的常务委员，听了实在觉得新奇得很!在中山先生手里没有这个情形，如今变到这个坏的光景，还有礼还有义吗?谁领导的呢?应当不应当自己检讨?旁的就不必说了。
“国家用人，本来应当任用贤能。军人如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戴戟、马占山等，都是为爱国同日本人拼命到底，本来当重用而全置于闲散。胜利刚来到的时候，马占山请求到东北去，不准。东北今天到了什么样子?福建的人民政府成立，完全因为要求抗战。忠心赤胆的李济深先生，排斥之，不得重用;如七君子沈钧儒先生等，为了救国而下狱。他们有什么对不住国家，而今连参政员，也不准他们当?张表方先生负全国的人望，总理说的，没有四川保路的同志会，武昌革命还需要迟半年、一年，还不一定。表方先生，就是领导保路同志会的创造中华民国的大人物。因为他主张和平，不打内仗，现在把他看成眼中钉，这是什么道理?
“关于妇女的压迫。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主张和平民主，不打内仗，便对孙夫人用谣言来攻击。口口声声说国父云云，为什么对于国母这样的压制?何香凝女士的发言都被种种检查扣留，随从总理革命多年的忠实同志，就这样无情待遇，全国有识的人，谁不痛心。
“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胜利之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怎样过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还有什么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还能不失败的吗?
“国家立国，全在纲纪。军队成军，全在军纪。近年以来，军队对于人民，守纪律的固然还有;可是不守纪律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军纪破坏了，随便骚扰人民，哪里还有一点人民是主人的意思呢?一喜就赏人，一怒就杀人，法律在哪里?只好说‘朕即是法律’。所谓‘上无道摖，下无法守’，纲纪扫地，如何不坏!
“造谣生事，指白为黑，这是最坏的事。近来报馆十之八九，操于一人之手，有骨气的报馆，不是封闭便是停刊。以朱子桥先生第一等的廉吏，竟有报纸说他贪污;有美金存到美国的人，反说他是穷人;无美金存在美国的人，却说他有钱存在美国;主持公道的，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主张不打内战的就叫他退伍走开。这样丧尽天良，任意造谣的通讯机关，都拿在手中，国家还成什么国家?社会还成什么社会?
“各国都免不了有特务人员，不过他们不敢假公济私;我们的特务，布置各地各界，比明末时候，东厂西厂还厉害多少倍。一点不满他们的意，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
“要证明，可以拿某一同志的一段故事来说，他坐了很久的监，来到重庆，才知道他是在遵义县长任内被特务告了，说他是共产党。后来贵州独山县紧急，敌人来了，某人很努力，当了专员。敌人退走之后，某的亲戚结婚，宴会到深夜，女家的主婚人对某说：‘太对不起你!’某说没有什么?那人说：‘你下监都是我报告的，我要在你那里当秘书，你给我当科长，我恨你。我以特务的资格报你是共产党，今天我们又成了亲戚，真是惭愧到万分!’那位先生就大哭起来。现在某同志还在某市做财政局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政权在手，为什么靠特务来保护政权?这几年来，死在特务手里的青年男女，有多少千万!这些人命应当由何应钦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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