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王树声说：“毛主席的讲话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武汉，咱们引人注目得很，切记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所打中。”
王树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刚迸武汉，王树声还是湖北省军区第二司令员。一天，夫人杨炬说他许多部下私下议论王树声很亏，资格那么老，功劳又那么大，至少也应该当司令员。
王树声严肃地对杨炬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我身边也不知多少战友都光荣牺牲了。他们为的是什么?我王树声何德何能侥幸活下来而且还享着福。每想到这，我就觉得欠了战友们很多很多。现在，如果我们计较名利，怎对得起牺牲的战友们。杨炬，以后咱们开始了在大城市的生活，千万不能忘了本，千万要过好名位关、亲属关和享乐关这三道关。”
武汉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巢穴，许多反动官僚和大富豪在武汉建了豪华公馆和别墅。渡江战役一打响，这些反动官僚和富豪闻风而逃。解放军进驻武汉，全部接管。
部下们为王树声找了一处豪华公馆，王树声说：“我住不惯这样的房子。”
后来，在武昌街头找了一幢中等水平的小楼房，王树声才把家庭搬了进去。
由于经常出去视察工作，王树声找了一辆很普通的军用吉普，每一次去部队，部下都没能意识到是首长来了，等下了车，才发现不是一般的人。
组织上出于他的工作需要的考虑，把他的车予以调换，但也只是一辆很陈旧的轿车。
王树声一家按照国家规定，伙食可以“实报实销”，照理说，王树声完全可以把生活改善得很好。一次，部下到他那儿汇报工作，发现王树声饭菜很平常：一碟酸豇豆角而已。部下问其原因，王树声说：“国家刚建立，又抗美援朝，经济上很困难，我觉得吃酸豇豆就已很不错了。”部下深受感动。
王树声做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传到家乡，家乡父老乡亲都惊喜地说：“咱们村可出了一个大官啦!”
尤其是同王树声沾亲带故的人更是沾沾自喜。不少人鼓动王树声亲叔伯侄儿去武汉，都说：“树声做了那么大官儿，你去找他，他还能亏待你?”
又有人说：“喂，你去找他，总不至于让你当勤务兵吧。”
更有人说：“将来做官可别把俺们这些老土给忘了。”
王树声的亲叔伯侄儿也乐不可支，就收拾收拾行李，来武汉找王树声。
王树声说：“你大老远来看我，我很高兴。但可不能有非分之想。
你想，我现在是湖北军区司令员，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把你提个官做做，别人会怎么说?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还有，就拿咱们村来说，在革命中，有多少人牺牲，他们的家属不仍在农村吗!我把你提个官做做，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吗?能对得起烈士的家属吗?再说在农村有什么不好，说实在的，我还真想咱那村，在农村劳动对革命也是贡献呀。”
一席话说得侄儿心悦诚服，颇感羞愧，吃罢饭就要回家。
王树声说：“大老远的来看你叔，怎么说走就走呢，好歹住几天，看看武汉。”
侄儿依言住了几天，总是感觉不自在，一会儿说地还没锄草，一会儿又说孩子不听话，再一会儿又说家庭还有很多东西没清理。
王树声乐呵呵地说：“还说想做官，连个家庭都离不开还能做官吗?看你这么难受，好吧，我也不留你了。不过，得带点东西回去。”
王树声把一些旧衣物以及平时用得着的药材等左一包右一包包了许多包，然后捆在一个大包里，反复嘱咐侄子这一包给这家，那一包给那家。又怕侄子忘了，干脆写上条。每一张条都体现了王树声对家乡父老的一片诚挚之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内开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武汉地区也不例外。
一天，杨炬回来说她所在单位有很多年轻护士都报名要上朝鲜战场，弄得她心里痒痒的。
王树声说：“人民的爱国热情是真高。白天我上街转了一下，发现很多人在给抗美援朝捐款。我也走过去，一个不大的孩子说：”叔叔，你捐款吗?‘我摸了摸身上，没装钱!嘿，那孩子马上把眉毛一皱说：“真落后’。”
夫妻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51年10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费支出浩大，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同时也揭发出不少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原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他们都是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他们为了满足个人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公然贪污救灾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工资、飞机场建筑款，堕落成为贪污罪犯和吸毒犯，被执行枪决。
11月30日，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
12月。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称“三反”运动雷厉风行地开始了。接着，工商界又开展了“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起来之后，王树声时时要求自己，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他把他原来的生活管理员现已调新工作的严双喜接了回来，请他帮助自己查查，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
严双喜不假思索他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王树声说，“你怎么知道?”
严双喜说：“你的军装不穿烂，不准我领新的，伙食上你死定一个标准，不允许我超越。要说有问题，就是我没少吃你剩下的豆渣和腌菜。”
说至此，严双喜忍俊不禁。王树声也微露了下笑容，旋即打断严双喜：“谁要你说这些?我是问你我有没有贪污、浪费什么?”
“没有，绝对没有!”严双喜斩钉截铁地说，“我手头都记有帐，不信你自己查。”
王树声说：“当然，贪污没有，浪费总可能有。你再给我想想，我到底浪费了什么?”
严双喜绞尽脑汁，就是想不出来。
但是，王树声却把当时组织上对高级干部的特殊照顾，诸如分发手表、皮大衣等，当作以艰苦为荣的思想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害性认讽不够这样的政治高度，在大小会上一再作诚恳检查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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