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在一号线_李海鹏【完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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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平庸无奇的世界

  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准备买下坎通纳,想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说,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支伟大的球队吗?坎氏傲然回答说,问题可不在于我是否配得上这球队,而在于它是不是配得上我!此君在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曼联是一支令人作呕的球队,这个故事却令人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做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冷血》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挡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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