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卡……”
※ ※ ※ ※ ※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 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们的间谍， 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 ※ ※ ※ ※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 ※ ※ ※ ※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 “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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