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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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127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
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
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
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
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
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
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 ﹂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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