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
外一章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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