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忍不住他的嘲讽："苏州人的摹仿性，最适合于做顺民。"(1938年9月8日《大公报》)
署名"小小"的记者对苏州人不甚公平，因为适合做顺民的，不只是苏州人。同时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顺民"也不少。法国、比利时，都有和德军合作的"维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发碧眼"美人第一线侍应"。
我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州的"顺民"和那些"美人"怎么样了?
在法国，那些金发"美人"，还有和德国士兵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们，被宪警和一些自告奋勇主持正义的人从家里头拖出来。她们的头发和文革时代一样被剪剃成阴阳头或者光头，然后游街(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剃剃头发不算什么;殴打、私刑、谋杀，才是真正的算帐。据估计，大战后，大约有三、四十万法国"顺民"和"美人"被私下"解决"掉。被杀掉的当然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机会，那没被杀掉的，如果机运好，还有可能乘着历史的浪头翻身——一个曾经为法国维琪政府效劳过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法国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卫手下的什么处长成为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对"顺民"算帐最严苛的，是比利时。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军事法庭大量地审判"顺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辩护律师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判刑，能够证明被告清白的证物弃置不顾，证人则往往受到恐吓，甚至被驱离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进行着;被指为"卖国贼"、"比奸"的人被强暴、被凌虐、被杀害。在法庭内，重刑像奖品一样的发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儿女一并入狱，财产没收。只要在清算名单上的，不论判刑与否，都成为惩罚对象：不准上大学，不准任教师、记者，不发给护照，不能申请电话线，不能开银行户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比利时这个小国家还有五万人被褫夺公权，不能投票。
为什么比利时对"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严酷呢?是比利时人对忠贞的要求较高吗?
翻开正义"肃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见下面虫蛀的肮脏的痕迹。构成比利时国家的两个主要民族：讲法语的Wallone和讲富来明语的Flame。后者一向处劣势，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语族群的压抑。当德军在1940年占领了比利时时，许多富来明语群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用德国人的势力来制衡法语族的强势。与敌军合作的"比奸"中两个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来明族的参与动机与法语族的人非常不同：他们多不是纳粹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企图为自己族群争夺权力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下错了注。德国败了，法语人坐在审判席上，算帐的时间到了。这一个族群的"义士"是那一个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苏州的"顺民"和"美人"后来怎么样了。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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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顾问与土著
外国顾问与土著
她一直在谈香港，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刚回来。谈到什么海滩，她说："那儿不能游泳，周末时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转过脸来看着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地说："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为Natives这个用词自觉尴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总出现在自觉来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众主体，充满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意识。
这是20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的感情余绪还深植在这个白种女人的语言里;不同的是，她为自己不留心的泄露而脸红。
往历史回走五十年，她不会有这份不安。
HerbertYardley是个美国情报员，专门解读密码。在第一次大战后，他成立了"美国黑室"窃读日本的电讯密码。1938年底，Yardley来到重庆，为戴笠训练情报人员，成立了所谓"中国黑室"，希图探知日本的通讯。战后，Yardley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了他在重庆的一年半战火生涯，书名就叫《中国黑室》。由于其中牵涉到对日本的情报工作，这本书迟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来读这本1945年写成的书，感觉是震惊，震惊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此赤裸的、无耻的存在着。Yardley是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为重庆政府的外国顾问，Yardley饱受优宠。他住在重庆市长让出来的官邸，享受拍掌即来的佣人和司机。戴笠为他从香港买来一卡车的外国罐头食品，供给他一个从香港飞来的私人厨师。这种种享受，在遍野哀鸿的战时中国。
当时围绕在这位外国顾问身边的中国人怎么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么看围绕在他身边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书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译，姓林，初见外国顾问就问他，外国女人的乳房和"那个"是不是红色的。于是Yardley去找了两个法国妓女，用戴笠支给的车马费付钱，要她们裸给林翻译看看。
"中国人?"她们大叫，"恶心地说，"中国人!""两百港币也不干吗?"我说。"中国人!"她们又叫，"呸"吐了口痰。
这个美国人到了重庆，进入每一个屋子，他的观察是，这个屋子没有暖气，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字画。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军官都是贪生怕死、愚蠢残酷的;厨师偷菜钱，司机偷汽油，佣人是奸细，号称大学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全是不学无术的蒙古大夫……中国人大概连圣诞节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他们的英语都说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国人喝汤像癞蛤蟆吞苍蝇;中国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后用脸去吸流质蛋黄;中国人的脸那么黄，是因为他们害了几千年的疟疾。"回美国之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对他的美国读者说，"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还有，一个字可以总结这位外国顾问的中国印象。
"臭!"他说。
无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锁在他的无知和狂妄中，但他毕竟不是睁眼瞎子。他对另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不会永远享受特权的。有那么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国佣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么一天，当一个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这个字就转身向我道歉，那是距离外国顾问Yardley在重庆五十年后的一天。世事变革不可谓不大，可是，我并不曾忽视，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观念意识。
路很长。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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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年代
残酷的年代
迫不及待地等着看《陈立夫回忆录》这本书，因为我想知道大汉奸丁默邨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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