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的孩子们真是可怜!看不见一株青草，听不见一句鸟声，生下地来便和自然绝了缘，把天真的性灵断丧。西洋入的公园既不许他们进去，中国人的精神只是丑恶的名利欲的结晶，谁也还顾不到儿童的娱乐，儿童的精神教育上来。在上海受难的儿童倒不仅我的几个，但我今天却为什么要买些下等的娱乐品来谎骗他们呢?假使我不买花炮，怎么会烧伤他的眼睛?啊，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罪过!
——在东洋的时候，孩子们日日在海上玩耍，身体也强健得多，性情也活泼得多，如今是被我误了，我因为要占有他们，所以才从自然的怀中夺取出来，使他们和我同受着都市生活的痛苦，我是罪过!我是十分罪过!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都市上来呢?我同他们隐居在何处的乡下，不是很理想的生活吗?啊，但是，世界的诱力太大了，人类的诱力太大了，许多的同胞都在患难之中，我又怎么能够独善呢?我总应该替社会做一番事情，我这一生才可以不算白费。孩子们还是到东洋去罢，他们还是发育的时代，而我却又不同!……
他这么默想着，又感叹到他自己的身世上来。他想起三年前还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年残冬尽，他们因为没房租，被房主人逼了出来，另外迁到一家海上的渔家里去。那时第二的孩子还一岁未满，他们乘着夜阴搬家，孩子是背在他的背上的，他那时候做过几首纪事的杂诗：
博多湾上负儿行，耳畔风声并海声。
落落深松如鬼物，失巢稚鸟咽悲鸣。
昂头我向群星笑，群星应笑我无能。
去国八年前此夕，犹自凄惶海外身。
海外栖迟又一年，苍茫往事已如烟。
壶中未满神山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欲上崆峒访广成，欲上长城吊始皇。
寸心骋逐时空外，人生到底为谁忙?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这些诗，表现他心境的徬徨，他身世的徬徨，但是他的徬徨直到如今还是没有安定。他很象屠格涅甫的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自己很想在现实世界里做一番牺牲，但又时常怀疑，结局终被引到虚无里去了。他想自杀也不知道想过多少回，但他并不是因为失恋，也并不是因为悲观，他是想借此解决他内心中的烦扰。他今晚抱着他的次儿，念起这些旧诗，觉得他自己的心情仍然是三年前的样子，但是三年前的生活转成了他现在的景幕了。
忏悔着现在，又追怀着过往，他在床上看看要睡去了，孩子一动又惊醒了转来，足足一夜不曾入睡。房中的静穆，也伴着他的女人读了一夜的《圣经》。
第二晨早起来，孩子的眼睛肿得如象一个石榴一样。但是痛楚是完全没有了。孩子睁着一只眼，仍是瞬刻不停地作种种的游戏。大人们要叫他睡，他连一分钟也不肯睡。他一点怨望的心肠也没有，一点悲观的心肠没有，仍然是玩，仍然是笑。接连两三天都是一样。
爱牟夫人常说：儿童的心情终竟是伟大。假使大人受了伤时，不知道是如何怨言啧啧呢。
一种虔敬的心绪支配着爱牟的全身，使他感谢得想流眼泪。爱牟对着他的孩子，就好象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
1924年2月22日
漂流三部曲
歧路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将要到门的时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但又迟疑了一会，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
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在脱叶树下羼走。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红圣白的大厦。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增涨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视着前面，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
——“啊啊，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这么自语了一声，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几乎脱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钟才离开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或者可以活动一回，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他只诿说没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他在学生时代，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自己虽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什么不开业行医。
——“行医?医学有什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痈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什么?少我一个又有什么?”
——“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医学有什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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