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小说集_郭沫若【完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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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天晚上大人和孩子都是食不下咽的了,心里最难过的怕是晓芙,她始终说拜伦是被她杀死了的。因为她把脚给它踏伤了,所以才有这场奇祸。别的两只都逃掉了的,假使脚不受伤拜伦也定然可以逃免的。……她始终怨艾着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到失却了抵抗力的时候,连一只黑猫也要肆意地欺侮你呢!

  拜伦死了,我们对于雪莱和济慈更加注意地爱护了。我们始终把它们养在玄关里面,不放它们出来。

  有一次晓芙和三个儿子都往澡堂里去了。是中午时分,一位游方和尚到我们门前来化缘。他把大门拉开走进玄关里来,摇着金钟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号。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没有去理会他。他哇啦哇啦响了一阵,又独自走了。在他走后有两秒钟光景,我突然想起玄关里的两位诗人来,我跑去看时,公然不见了!

  ——“啊,这混帐的秃头骗子!他恨我没有给他钱米,他把我们的一对兔儿偷走了!”

  我蹑起木板鞋便追赶出去。

  和尚正在邻家化缘,我看见他挂在颈上的一个布袋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是在蠕动。

  ——“你这混帐的秃头骗子!这不是我们的兔子吗?”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着,但是我又怕诬枉了人,想回头去再检查一遍。

  到回头来把开着的两扇门拉开,两只兔子才从门扇后滚了出来。——

  象这样的悲喜剧不知道演过多少回,我们对于兔儿的爱情一天一天地深厚了起来。我们没把它们当成畜生看待,我们是把它们当成我们家族的成员看待了。我的晓芙尤为溺爱它们。她隔不两天总爱替它们洗澡,我们笑呼为“诗人的洗礼”。其实受过洗礼后的诗人们实在是再可怜也没有的。它们的丰美的毛衣被水打湿了,形态丑陋得不堪,并且冻得战巍巍地一点也不能活动。我时常嘲笑晓芙,我说象你这样的爱,才真正是“溺爱”。

  是拜伦死后的第几周,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们的雪莱和济慈都已经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经从玄关生活解放出来了。

  它们在菩提树的树荫下,在美人蕉的花丛中,在碧绿的嫩草里,互相追逐着的情形最是有风趣的画景。

  它们在园里耍倦了,又每从墙脚的罅隙处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们很关心,它们一出去了,便跑去追回来,但是回数太多了,它们自己也晓得回来,我们后来便懒得去追了。

  有一天午后济慈突然不见了,不知道它是几时出去了的,等到傍晚它也不见回来。

  傍晚晓芙举行“诗人的洗礼”的时候,只剩着雪莱,但是雪莱也是奄奄无生气了。

  ——“这是什么原故呢?”

  晓芙在它的毛衣里发现了许多蛆虫,原来它的背脊上不知是几时受了伤,更不知是几时已经腐化了。

  可怜的雪莱就在那天晚上无声无息地死了去,第二天清早只看见它的尸首睡在地上。

  就是这样我们的三位诗人便先先后后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等济慈回来,一直等到现在,已经是秋神将临的时候了,而它终于不见回来。想来我们的这位诗人不是死在犬猫的口中,便一定是填了两脚兽的肠胃了。

  1924年8月14日,写于日本博多湾。

  阳春别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时。

  上海三菱公司码头,N邮船公司的二层楼上。

  电话声、电铃声、打字机声、钢笔在纸上赛跑声,不间断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进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虫痉挛着的颜面筋肉,……随着这进行曲的乐声,不断地跃进,跃进,跃进。空气是沸腾着的,红头巡捕、西洋妇人、玉兰玉兰水的香气、衣缝下露出的日本妇人的肥白的脚胫……人是沸水中浮游着的水滴。

  在买三等船票的柜台外面站着一位脸色苍白的青年,头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国式的“鲁白西袈”①,侧着身子在柜台上填写买票的愿书。他写出的名字是王凯云,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长崎去的。

  ①作者原注:一种向左边开襟的俄国常用的短装。

  青年写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旁边卖头等票的地方站着一个西洋人,携着个五岁光景的儿子。西洋人有五十岁的光景,蓄着长长的头发,梳着“沃尔白克”②,蓄着山羊胡子,一眼看来便晓得他是美术家,而且是法兰西人的样子。

  ②作者原注:“沃尔白克”(all-back),头发不分开,整个向后梳。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国话在和卖票的日本人攀谈。日本人只把日本后来反问,两下都不懂。青年在旁边看见他们为难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礼了一下,替他把话翻译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长崎去的,问几时有船,问头等票要多少钱,问五岁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结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买头等C的一张整票和一张半票。

  西洋人在愿书上写着A.H.比利时人。……

  两人各把愿书和钞票交给卖票者之后,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谈起来了。

  比利时人说:

  ——“我本来是P大的绘画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画,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国学生对于绘画虽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我的爱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现在只留着这个五岁的小儿。……”

  比利时人说到这儿,便沉默着了。他把两手抚摩着他膝间站着的小儿,小儿抬起头来望他。两人的眼睛正整相对,含着泪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么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后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游历一下罢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国我也厌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个人展览会,想把我十六年来所作的画都卖成钱。但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览会的。卖不了我都把来烧了。我所有的家具也卖了,一架钢琴卖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爱妻所钟爱的钢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们几天没米下锅的时候,便想变卖它,但她总不肯。可怜她竟至死了。……这钢琴留着,我有什么用呢?它是大使我伤心。……我现在有了钱,我把P大的教职辞了,我想到俄罗斯去。东方我要永别了,但我在往俄国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鲜我是在八年前去过的,朝鲜人我觉得比中国人还要好。朝鲜人便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国人做教授,不怕口头在反对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没米下锅,没学生上课,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大学教授都是些烈士罢了。”

  ——“怎么是烈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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