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王芸生不是一般的报人，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王芸生的社评和当时大公报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和立场，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比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确)，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见。当年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当时就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一看就是要坐天下的气味。
王芸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王芸生眼光非常宏阔，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大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说：“美国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问的，英国是大的进步了。”
近年读书，常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七──八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第三十三页)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王芸生和当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认识，差不多都是吴宓这样的立场，现在看来，有远见的，还是他们。
史学工作者谈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研究与文化反思学术座谈会”日前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郭沫若纪念馆共同举办。座谈会上，林甘泉、瞿林东、杨天石、龚书铎、王戎笙等史学专家对郭沫若研究与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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