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天晚上大人和孩子都是食不下咽的了，心里最难过的怕是晓芙，她始终说拜伦是被她杀死了的。因为她把脚给它踏伤了，所以才有这场奇祸。别的两只都逃掉了的，假使脚不受伤拜伦也定然可以逃免的。……她始终怨艾着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到失却了抵抗力的时候，连一只黑猫也要肆意地欺侮你呢!
拜伦死了，我们对于雪莱和济慈更加注意地爱护了。我们始终把它们养在玄关里面，不放它们出来。
有一次晓芙和三个儿子都往澡堂里去了。是中午时分，一位游方和尚到我们门前来化缘。他把大门拉开走进玄关里来，摇着金钟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号。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没有去理会他。他哇啦哇啦响了一阵，又独自走了。在他走后有两秒钟光景，我突然想起玄关里的两位诗人来，我跑去看时，公然不见了!
——“啊，这混帐的秃头骗子!他恨我没有给他钱米，他把我们的一对兔儿偷走了!”
我蹑起木板鞋便追赶出去。
和尚正在邻家化缘，我看见他挂在颈上的一个布袋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是在蠕动。
——“你这混帐的秃头骗子!这不是我们的兔子吗?”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着，但是我又怕诬枉了人，想回头去再检查一遍。
到回头来把开着的两扇门拉开，两只兔子才从门扇后滚了出来。——
象这样的悲喜剧不知道演过多少回，我们对于兔儿的爱情一天一天地深厚了起来。我们没把它们当成畜生看待，我们是把它们当成我们家族的成员看待了。我的晓芙尤为溺爱它们。她隔不两天总爱替它们洗澡，我们笑呼为“诗人的洗礼”。其实受过洗礼后的诗人们实在是再可怜也没有的。它们的丰美的毛衣被水打湿了，形态丑陋得不堪，并且冻得战巍巍地一点也不能活动。我时常嘲笑晓芙，我说象你这样的爱，才真正是“溺爱”。
是拜伦死后的第几周，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们的雪莱和济慈都已经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经从玄关生活解放出来了。
它们在菩提树的树荫下，在美人蕉的花丛中，在碧绿的嫩草里，互相追逐着的情形最是有风趣的画景。
它们在园里耍倦了，又每从墙脚的罅隙处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们很关心，它们一出去了，便跑去追回来，但是回数太多了，它们自己也晓得回来，我们后来便懒得去追了。
有一天午后济慈突然不见了，不知道它是几时出去了的，等到傍晚它也不见回来。
傍晚晓芙举行“诗人的洗礼”的时候，只剩着雪莱，但是雪莱也是奄奄无生气了。
——“这是什么原故呢?”
晓芙在它的毛衣里发现了许多蛆虫，原来它的背脊上不知是几时受了伤，更不知是几时已经腐化了。
可怜的雪莱就在那天晚上无声无息地死了去，第二天清早只看见它的尸首睡在地上。
就是这样我们的三位诗人便先先后后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等济慈回来，一直等到现在，已经是秋神将临的时候了，而它终于不见回来。想来我们的这位诗人不是死在犬猫的口中，便一定是填了两脚兽的肠胃了。
1924年8月14日，写于日本博多湾。
《阳春别》作者：郭沫若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时。
上海三菱公司码头，N邮船公司的二层楼上。
电话声、电铃声、打字机声、钢笔在纸上赛跑声，不间断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进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虫痉挛着的颜面筋肉，……随着这进行曲的乐声，不断地跃进，跃进，跃进。空气是沸腾着的，红头巡捕、西洋妇人、玉兰玉兰水的香气、衣缝下露出的日本妇人的肥白的脚胫……人是沸水中浮游着的水滴。
在买三等船票的柜台外面站着一位脸色苍白的青年，头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国式的“鲁白西袈”①，侧着身子在柜台上填写买票的愿书。他写出的名字是王凯云，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长崎去的。
①作者原注：一种向左边开襟的俄国常用的短装。
青年写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旁边卖头等票的地方站着一个西洋人，携着个五岁光景的儿子。西洋人有五十岁的光景，蓄着长长的头发，梳着“沃尔白克”②，蓄着山羊胡子，一眼看来便晓得他是美术家，而且是法兰西人的样子。
②作者原注：“沃尔白克”(all-back)，头发不分开，整个向后梳。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国话在和卖票的日本人攀谈。日本人只把日本后来反问，两下都不懂。青年在旁边看见他们为难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礼了一下，替他把话翻译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长崎去的，问几时有船，问头等票要多少钱，问五岁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结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买头等C的一张整票和一张半票。
西洋人在愿书上写着A.H.比利时人。……
两人各把愿书和钞票交给卖票者之后，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谈起来了。
比利时人说：
——“我本来是P大的绘画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画，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国学生对于绘画虽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我的爱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现在只留着这个五岁的小儿。……”
比利时人说到这儿，便沉默着了。他把两手抚摩着他膝间站着的小儿，小儿抬起头来望他。两人的眼睛正整相对，含着泪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么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后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游历一下罢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国我也厌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个人展览会，想把我十六年来所作的画都卖成钱。但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览会的。卖不了我都把来烧了。我所有的家具也卖了，一架钢琴卖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爱妻所钟爱的钢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们几天没米下锅的时候，便想变卖它，但她总不肯。可怜她竟至死了。……这钢琴留着，我有什么用呢?它是大使我伤心。……我现在有了钱，我把P大的教职辞了，我想到俄罗斯去。东方我要永别了，但我在往俄国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鲜我是在八年前去过的，朝鲜人我觉得比中国人还要好。朝鲜人便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国人做教授，不怕口头在反对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没米下锅，没学生上课，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大学教授都是些烈士罢了。”
——“怎么是烈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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