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这一次出走，是他一生重要转折的开始。从此他迈入了仕途，在官场上一呆就是十几年。同上两次的远离家乡一样，鲁迅走于前，周作人随于后。鲁迅在南京只呆了两个多月，便随政府迁至北京。5年之后，他便把周作人也调至北京，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想起来觉得二人确是亲同手足。两个人在生活地址、业余爱好的选择上的一致性，让人很觉有趣。鲁迅仿佛远去的风筝，后面永远跟着的是一根绳子。周作人随着其兄，飘来飘去，在精神走向上，亦多相近的地方。
鲁迅是在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的。这一天开始，他把扔掉了多年的日记又拣起，从此记日记从未间断，直至去世为止。鲁迅去教育部，先任科员，后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是一个闲职，平时工作并不多，官场的松闲，大约是中国的特色。白日有时枯坐，甚是无聊，而每每有社会活动，有时又荒诞滑稽，鲁迅于日记中，记过这种感觉，其情其状，一想便可知其大半。
我注意他来京后几年的日记，与二弟的通信之多，之频，是出乎一般人的想像的。兹引1912年6月鲁迅的日记，可见其兄弟之情与怀乡之情的浓厚：
一日 下午寄二弟、三弟信。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
五日 下午寄二弟信。晚雨与雷，少顷霁。
六日 下午雨。得二弟信，三十日发。夜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
十日 晨寄二弟信……
十二日 晚自天津返北京。微雨。得二弟及信子信，并六日发。收五日《民兴报》一分。
十三日 晚小雨。饮于广和居，国亲为主，同席者铭伯、季市及俞英崖。收六、七日《民兴日报》各一分，有《童话研究》，起孟作也。
十四日 晨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午后与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搢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收八日《民兴报》一分。
十五日 午寄二弟信。下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并九日发。收九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六日 星期休息。上午赴青云阁购袜子、日伞、牙粉等共二元六角。又赴琉璃厂购《龚半千画册》一本，八角;陈仁子《文选补遗》，阮刻《列女传》各一部，共六元。下午寄二弟及三弟信。晚协和、谷青来谈。
二十二日 得二弟信，十五日绍兴发。……
二十三日 星期休息。上午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信一小函。……
二十六日 ……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杭州发，内附《童话研究》草稿四枚。……
二十八日 午后小雨，旋止。四时赴夏期讲演会述《美术略论》，至五时已。收三弟信，二十二日发。……
二十九日 晨寄二弟信。又寄三弟信。收本月津贴六十元。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册，十五元;《京畿金石考》一部二册，八角。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
兄弟间的信几乎隔两三日就一封，一直保持了多年。通信的勤，此无它，乃心系家乡，并有抚养家口之累。母亲、妻子、弟弟均远在千山万水之外，作为长子，要负担起家业之责，便少不了牵肠挂肚。读这些日记，深觉作为孝子和兄长的鲁迅责任感之强，虽并不清楚其间内容，彼此的信件几乎无保留者，但大致能感到他们在学术领域里关心的话题。鲁迅似乎像周家的垦荒者，每次都是只身一人闯荡于社会，这其间也有朋友的支持合作，但为谋生也好，觅路也好，他确是一个冒险者。周家的家业，似乎系于一人之身，于此中所耗精力，要占去他大半时光。旧语云：“长兄如父。”这是不错的。从日记中可看出，鲁迅对二弟的感情确实不同寻常，这里可看出鲁迅身上典型的东方人气质。为了家人的生活，他比周作人付出得要多得多。
这个时期两人的通信中，谈国故的整理仍是一个话题。鲁迅北上后，念念不忘尚未整理完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书已费去先生十几年的心血，他很想将此书刊行流布。1914年10月，《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成，11月间寄给二弟，请他在故乡印制出来。周作人回忆说：
此外我在绍兴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刊刻那《会稽郡故书杂集》。这原稿是鲁迅预备好了，订成三册，甲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由北京寄到;二十五日至清道桥许广记刻字铺定刻木板，到第二年的五月二十一日，这才刻成，全书凡八十五叶，外加题叶一纸，连用粉纸印刷一百本，共付洋四十八元。书于六月十四日印成，十五日寄书二十本往北京，这本书是我亲自校对的，自己以为已是十分仔细了，可是后来经鲁迅复阅，却还错了两个字，可见校书这件事是很困难的。《故书杂集》的题叶是陈师曾所写，乙卯日记(鲁迅)四月项下记云：
“八日……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一叶。”陈君那时也在教育部里的编审处，是很杰出的艺术家，于书画刻石都有独自的造就，和鲁迅是多年的旧交。因为从前在江南陆师学堂的时代便已相知了，他们因此很是托熟，在鲁迅日记上很可看得出来，例如丙辰年六月项下云：“二十二日……上午铭伯先生来，嘱觅人书寿联。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两人的交情，约略可以想见。师曾所刻图章，鲁迅有“会稽周氏”及“俟堂”诸印，又尝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加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板，其古趣可与相比。这里附带说及，也是很可纪念的。[6]
书印得很少，鲁迅执意以周作人名义出版，并不署自己的名字，可见其大度。周作人后来也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至少和兄弟相处，他是这样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文，为鲁迅在北京时所写，但后面署名，是周作人。读这篇序言，我以为一是可看出书的趣味之浓，可做好的书话来读;二是能体现他们的兄弟之情。试想一下，自己十几年心血凝成的作品，却以弟弟名义刊行，除了爱，恐难以再找到合适的解释。这是天下大慈大善之心，兄弟无间，情致合一，这在现代人来说，是少见的。
除了整理旧籍的相互合作外，鲁迅还积极为二弟的译著的出版找门路，所花精力亦不少。如，周作人在东京翻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原稿由鲁迅修改誊正，一直未能出版。周作人几次投递出版社，均遭拒绝，于是只好委托鲁迅在京城寻找门路。鲁迅日记中，曾记此事，虽只淡淡几笔，但可见用去的时间很多。所以，周作人的成名固然与自己的勤奋有关，鲁迅的推举，实在功不可没。对鲁迅而言，在弟弟面前，有种父亲般的情怀，这不仅是道义上的，就其品性而言，有种与生俱来的爱意。一直在长兄眷顾下的周作人，对世间繁琐的社会交往的承担，是微小的。所以后来内心的沉重感不及其兄，也是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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