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活的参照价值的。这使我想起康德哲学与欧美文化、托尔斯泰与俄罗斯的文明史，周氏兄弟的世界，对中国现代文明而言，有相近的关系吧?周氏兄弟以他们的光泽，把中国的新文化，变得深厚和丰满起来，以至后代的文化人，谈人生与社会，便不得不延续着他们的主题。80年代的新启蒙，90年代的个性主义文化的兴起，都闪动着两人的余绪。在许多文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里，你都能读到周氏思维方式对后人的潜在规范。“五四”后的新文化，走向是多元的，但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命的深层体验，我以为二周的遗产的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二周的精神在一致性中，又分化出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他们永远地纠缠着生存的最困惑的一隅，沿着崎岖的路，承受着命运之旅的诸多重负。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便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虽然，你也可以选择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但在正视黑暗与无奈的那一瞬间，你其实便不能不思考着鲁迅与周作人当年面临的同样主题。这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历史就这样地被持续着，正如同老庄与孔孟，后代文人除了重复他们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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