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关于论“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人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6]
显然，这是学者的风采，其所言是较严密的科学论证。它的理论基础，系建立在进化论与个体心理的基点上，是很有说服力的。鲁迅在“五四”时是很少提出一个口号的，那时他对“主义”的兴趣，似乎不及弟弟。其时他是很悲观的，说理的冲动，更多地还是让位于一种沉闷的低语里。《热风》中也有慷慨陈词的一面，有亮色，但你却可以从中体味到无奈里的呐喊。因为先前的沉重，那声音，便格外抑郁、悲慨。所以，呐喊的调子，比周作人要有感染力。《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7]
从周氏兄弟不同的行文中，我感到了在对人的个体感受中不同的一面。鲁迅是背负着苦难而诉说人生的，周作人则是常态人生的自语。鲁迅的身上，多是尼采、史密斯、达尔文式的气息，周作人则除了蔼理斯、弗理则外，杂以西洋诸多温和的人道主义色泽。鲁迅多东方的特征，所以你常可以在他那儿听到佛的声音，无边的压迫感和忍辱感在散漫着，周作人却是世界的、儒学气的。周作人看问题，往往从东西方的角度，以人类共同的法则认识客体。如文明只有一个，不分东方西方，只分先进落后。人性也是这样，西方人也有迷失的时候，只不过觉醒得早于东方，我们赶上便是。横亘在周作人上空的，有时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法则，他对人类的整体性殊多想法，所以尽管亦孤独悲观，而作为一种理性的审视，则多为中和之态，喜不偏不倚之状。这里可以找到鲁迅与周作人后来分道扬镳的一个线索。因为鲁迅是站在东方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引进尼采的强力意志和史密斯的社会学观点，便是自然之事。而周作人从人类的普遍立场出发，则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温和手段校正东方文明的弱点。周作人后来翻译希腊文化著作，亦有此意。他于尊敬人的个性前提下，喜欢广泛译介诸家之长，以补自己之短。鲁迅在涉猎域外文明时，范围不及周作人，是该承认的事实。他后来受德国哲学与苏俄文化的吸引，其过程，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文化，便少有了解。他永远不会像周作人那样，恪守己身，反对压抑个性主义的各种社会运动。鲁迅晚年介入社会团体运动，热情关注共产主义文化，恐怕多是从东方被压迫者的立场出发的。可以看出，在“被近代化”的过程中，周氏兄弟由开始的并肩合作，文化启蒙，到后来各自东西，既有个性气质的因素，也有接受异域文明的视角和接受对象的区别等因素。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人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而更多的是被其所选择的文化所规范。在谈及周氏兄弟的个体差异时，这一点，也同样不能忽略的。
倘若要系统了解周氏兄弟接受现代文明、自觉地“被近代化”的过程，我想一是看其译著的选择，二是看其创作的态度，三是对待政治的立场。在译著的选择上，我们知道，早期二人是一致的，后来鲁迅倾向于苏俄文化，而周作人则对希腊、日本乃至俄法诸国均抱兴趣。创作上，鲁迅先是冷峻，而后绝望、挣扎乃至战叫，其文脉很带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痕迹，在周作人看来，这里有虚无的成分。周作人则一直散淡自由，后趋于绅士风味，把苦涩吞在肚中，不和黑暗直接肉搏，仿佛一个空手道者，俨然成趣地躲在苦雨斋中。而在对政治的态度上，鲁迅后来相信可以通过社会运动，达到一种社会的进步，所以他后来站在了左翼文化队伍的一边。而周作人则主张个体的自由，不管什么运动，干涉个体自由，便属非人道之举，所以周作人的立场属于人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派。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颇值得回味的。他和周作人在立脚点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于趣味与思想的静观，他的译介过程，我总感到一种悲凉的心绪在涌动着。读他的诸多译后记，似乎有一根历史之绳在牵着他，永远那么紧皱眉头，不忘对国民性的拷问。读一读《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看一看《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所企盼的那样，有一种民族自省的精神。鲁迅的译文大多被苦恼的色泽包围着，他几乎没有译过什么轻松、消闲的作品，从《域外小说集》开始，他选择的对象，多是悲苦孤独者。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输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尔洵、安德列夫、爱罗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尤其有趣的是，对厨川白村别有情缘，其译介的热情与用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是较突出的一类。鲁迅大约不爱美国式的轻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他觉得那些充满心灵的自语和搏斗的书籍，是中国所亟须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多处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于正视本民族的勇气，鲁迅大为赞扬。所以，重要的在于，启发中国人有一种态度，一种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气。从异国人的潇洒的自省意识中，鲁迅感受到了中国人到底缺少的是什么。他说：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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