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近代文明”，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历史重负所压，便会有生命的活力。在周作人看来，人情味浓，是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的基础。日本人善于模仿，敢于和封闭决裂，实为中国的典范。中华民族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涂饰，于是便造就着一批又一批无人情、而又丧失创造力的愚民。所以他叹道：“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命运指定给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欢的，山紫水明的风景亦时见于梦寐，但我愿住在这混乱可怕的、荒凉可怕的北京，愿俟黄河之清似的等我们自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可以住的地方，将就地住着。别人整理好的地方我们看了确是可爱，不过不愿逍遥安住，虽然时时见之梦寐。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真是爱中国者自然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彻底的排日派不可。”[13]
似乎鲁迅也和友人谈及过此点，说他喜欢日本人的某种气质。但翻一翻他的书信，和晚年的文化兴趣，日本对他并不具有吸引力。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实际上，他从心灵深处，对日本国民的气质，有着一种警觉，认为日本人的个性中亦有许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东方式的集权等等。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并在国内杀害小林多喜二这样的艺术家时，他深为痛恨，似乎也从中看到了东方人骨子里的非现代化的劣迹。关于此点，周作人更为清楚。站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角度上，他从骨子里喜爱日本的风俗人情，但这个民族进取过程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又深为不满。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的《顺天时报》的抨击，可见出他对日本人负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顺天时报》多次造谣污辱中国人，主动站出来，斥责日本新闻界的丑行。在《语丝》第133期发表的《擦背与贞操》中，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日本人的陋习，认为故意攻击中国人的某些习性，用心卑劣，实际上，这些习性在日本也存在着。不多看看本国情形，而专以指摘中国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这是周作人很少有过的火气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还是十分清醒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拒绝接触日本优良的文化，这是他大度的一面。鲁迅对日本人的真诚、认真的背后所隐藏的骄傲的情绪，也是有反感的。这种傲气，其实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儿，互为因果。《藤野先生》记录藤野严九郎的可爱、富于同情心的情节，我们读起来备感亲切，可看出日本正直者的博爱的一面。而另一些歧视、诬蔑弱国人的霸气，鲁迅却深恶痛绝。周氏兄弟对日本人的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基于中国人的自尊感，另一方面，是人类普遍的道义精神的本能反射。周氏兄弟没有仅仅把日本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参照，他们后来转向对西方文化的深入思考，我想，也有此种因素的作用吧。日本实在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受复杂的国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日本那样，与中华文明有着如此亲切的关联，又有着如此尖锐的冲突。人们说中日两国友好容易理解难，不无道理。
对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认识日本，而是通过日本来认识世界，理解人类自身，这是重要的。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日本之外的国度的打量。以日本为中介，确立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于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鲁迅兄弟看到了中国的思路，又由于日本改革中的负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坚定了其人道主义的信心。鲁迅认为，对中国乃至亚洲而言，重要的在于“立人”，是人的个性的解放。没有“立人”与个性解放，要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驱们，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问题。虽然，两人都没有找到疗效的根本，但至少从文化的互证上，都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注 释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六卷，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4] 转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诗》，转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0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一卷，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卷，2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10]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11]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岛崎藤村：《鲁迅的话》，花启清译，《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户通信·按语》。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春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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