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理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14]
这是很正确的观点，我以为既可看出其个性的态度，又可见其科学精神。这里或许也有纠正鲁迅极端态度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鲁迅的那个答卷，有故意为之的戏言之处。这样的文字，周作人是不会写出的。晚年，周作人谈及此事时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15]说鲁迅是“唱高调”，确有讽刺的意味，但却未看到鲁迅的深切用意的价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觉得，周作人是善于从世俗之外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人。他有时能从更具体的、多样的方式中，还原鲁迅的个性，虽不免也搀杂些异样的情绪，但大体上，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心目中存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当“绅士鬼”占上风时，便显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统治一切的时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气。他与鲁迅的分与合、顺与逆，便是“两个鬼”矛盾运作的产物。有时“流氓鬼”冒出，便也有斗士的气质，文章火气暗藏其中，对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绅士鬼”卷土重来，便趋于低沉，躲进苦雨斋里，让人感到消极。他时而配合鲁迅扫荡社会污物，时而逆鲁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师大风潮，便能看出两个人的异同点来。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校方行径，引起京城学人的不满，鲁迅亲自起草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对杨荫榆镇压学生之举极为愤慨，文字间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签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见兄弟间在原则问题上是不温吞的。读一读两人那时写下的文字，我们还看不到周作人的“绅士”之态，他与鲁迅那时虽已反目，但同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校务维持会。7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于是，两人共同与陈西滢展开了笔战。鲁迅写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写了《京北人》等文，对陈西滢之流，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场漂亮的笔战，鲁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陈西滢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胡适等人便不得不出来说和。我读胡适在天津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时的锐气给人带来的震撼。陈西滢那时眼里的周氏兄弟，是颇有师爷气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说：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16]
此封信对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时两人的形象，均有斗士气，和“五四”时期的呐喊，亦有相仿之处。这时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据上风，是鲁迅的同一营垒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两人思想的相近，又让我想起他们留学日本时，最初写下的富有冲击力的文字。
女师大风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义意识的学人与当权的官僚文人的斗争。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因鲁迅参与学运，而罢免了鲁迅的职务，鲁迅和周作人与章士钊的那场冲突，如今想来，仍那么令人激动。鲁迅起诉章士钊，撰文抨击其专制思想，在他众多杂文中，是给人印象较深的一种。周作人也在《女师大改革论》、《续女师大改革论》、《答张岱年先生书》、《忠厚的胡博士》诸文，呼应了鲁迅的斗争。当胡适出面，劝人们对章士钊讲一点宽厚时，周作人便指出：“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17]这简直可以说是鲁迅的口吻，与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态多有不同。这时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他对章士钊的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说，“女师大风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较风光的事情。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这一命题。
但周作人毕竟是与“绅士鬼”有不解之缘的柔弱文人。像鲁迅那样的追穷寇的气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难。章士钊溃败后，他谈起了“费厄泼赖”一词，讲起公正、平和之意来。此观点后来被林语堂所发挥，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18]林语堂的思路，与周作人庶几近之。中国个性主义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发点，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观基础上的。周作人、林语堂所讲“费厄泼赖”精神，确为中国专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态度。但此法运用于专制者身上，便显得乌托邦，鲁迅很快就发现了“费厄泼赖”意识潜在的危机，便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论点。鲁迅是不主张宽恕对手的，对恶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开始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19]鲁迅是反对此种态度的，他虽未点周作人的名，但从“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韧的毅力和毫不妥协的一面。后来，周作人也接受了鲁迅的观点，他在《大虫不死》一文中，隐去了“费厄泼赖”的话语，俨然又有一种鲁迅的印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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