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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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

  同时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誓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生的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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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习毛主席》,195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这位五四时期的叛逆诗人,北伐途中的戎马书生,抗战期间的文化班头,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斗士,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又成为青年们又红又专的一面光辉旗帜!

  郭沫若传--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五十二

  一月的北国地域遍布冰菱花,长江流域却处处盛开梅花,而珠江流域已见桃花绽开。一九五九年一月,沫若陪伴国宾到广州参观,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他谒拜了黄花岗的烈士陵园,当年撒遍烈士鲜血的土壤上,如今“英雄树下花争放”;他亲临新会县南海滨的厓门,寻访南宋爱国志士陆秀夫负幼帝蹈海的遗址;他又徘徊在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①的花市上,流连忘返。也许就是花市的薰风,吹醒了那沉睡多年的种子,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构思,沫若终于在二月三日开始提笔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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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长春集·在广州游花市》

  早在一九二三年,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之后,沫若原便打算接下去写蔡文姬,把她也当作“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标本之一,跟《卓文君》、《王昭君》合成三部曲。后来虽然终究没有写成,却在计划之外,无心地写成《聂嫈》。①然而蔡文姬这位历经坎坷的女诗人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沫若心灵的一角,他热烈盼望有一天能使她矗立在舞台上,以她那哀愤悲壮的《胡笳十八拍》打动观众的心。就在一个多月前沫若写《蔡琰〈胡笳十八拍〉》一文时,便强调“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作此”,以后又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提出与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人认为《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的相反意见,坚信此诗乃女诗人自己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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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沫若在开始具体构思剧本时,便明确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沧海人生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沫若曾力图从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刻画她,如今却想把她作为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他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表现曹操的业绩,从而为曹操翻案,这就是当今沫若的创作意图。①尽管沫若向来认为: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是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替曹操翻案的主张,会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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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文史论集·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从这个创作意图出发,沫若感到虽然从情节的顺序来说,曹操必然出场较晚,但并不是一般的陪衬人物,在未出场的戏中,他也应是自己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蔡文姬能够被迎接回国,全靠曹操文治武功的影响,可是她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二年了,对曹操的功绩不可能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问题上,沫若颇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果断地决定,把她后来嫁的丈夫董祀虚构为曹操派往匈奴的使者,他同时也是文姬的亲戚。沫若知道这一笔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在蔡文姬研究上一篇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文章: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中明写着:“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据此,有人不免会批评自己:不顾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随便地假设历史。但沫若认为派遣谁为使者,这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使者凭借着曹操治国的威力,并宣传了曹操的业绩,从而完成了使命将文姬赎了回来,这才是历史的本质。根据沫若认为的史剧创作可以“失事求似”的原则,这样的虚构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其一,可以及早把董祀卷入戏剧冲突中来;其二,通过董两次解决文姬的心理矛盾,介绍曹操的治国业绩及雄才大略;其三,以文姬为董辩护的情节,既刻画了曹操勇于改过的品格,也刻画了文姬仗义执言的秉性。由于这样一个大胆的人物设计,他就将未出场的曹操与出场的曹操巧妙地跟文姬联系在一起了。为了能使文姬放心地离开儿女,沫若又虚构了她的姨母赵四娘这个人物。她跟文姬同时为匈奴所虏,多年来相依为命,最后决定自己留下照顾文姬的儿女,促成甥女下定归汉的决心。

  剧本的主题以及主要人物间的关系理清脉络之后,沫若又化了不少精力去构思剧情。现存关于文姬的史料并不丰富,他还必须依据历来主张的史剧家应发展历史精神的原则,作合理的想象。对文姬为什么归汉,沫若否定了三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时他认为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①囿于这样的认识来构思,那曹操岂不成了她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了?现在沫若为文姬归汉设想了新的理由,那就是董祀告诉她:曹丞相要赎她回去,是为了“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看中了文姬的文才,希望她继承父亲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②沫若能想象他的这一杜撰,会震惊很多人,招来很多反对意见,因为这确实不是历史事实。但这样的虚构既提高了文姬的思想境界,也突出了曹操的文治业绩。经历过“别妇抛雏”痛苦,最终毅然返国的沫若,深深懂得能经受得住这痛苦熬炼而最后下定决心的人,决不仅仅是因为思乡,必定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目标在吸引着他,支撑着他。于是沫若又安排在第三幕中,董祀再一次来为文姬解开心头的愁闷,突出一个人应该把天下的悲哀作为自己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第三幕,文姬在第四幕中为董祀洗刷罪名,就不仅是出于私人感情和正义感的“辩诬”,而是再一次肯定和宣扬曹操坚持文治的伟大感召力,使第四幕成为刻画曹操的重头戏。沫若深为自己的《蔡文姬》有了崭新的主题与构思而感到欣喜。为了要增加喜剧的色彩,他还设计了文姬与自己子女重逢,然后由曹操主婚嫁给董祀的大团圆结尾。在这一幕中,由沫若自己为文姬创作了一首《贺圣朝》,再次突出和歌颂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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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②参阅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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