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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戈宝权：《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献》1979年12月第1期。
不幸的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致使不少老朋友过早地谢世。单是六、七月间，先后与世长辞的就有钱杏邨和何其芳。沫若硬撑着身子，怀着沉痛的心情，分别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而且坚持站着到底。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悼念钱杏邨后，他还在归途中口占一绝，寓庄于谐，熔喜怒于一炉：
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
两个“臭老九”，天长地又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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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悼念英同志》，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东风第一枝》。
可喜的是，而今“臭老九”终于翻了身，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起用贤才。在八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沫若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新长征需要广大知识分子作突击手，嫌弃“臭老九”的时代已经过去，为此沫若又吟成五律一首，别有一种境界，其中云：
莫嫌臭老九，粪土万户侯。
承先还启后，人物尽风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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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歌颂十届三中全会》之二，见《东风第一枝》。
人物尽风流，首推郭沫若，重病在身，仍坚持写作。“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①尽管每作一首诗，都累得发一次烧或者几天站不起来，可是他依然不肯休息。立群想强迫他停笔，他拉住她的手，深情缱绻，无限依恋地说：“舍不得，真是舍不得呀!”妻子最了解他的心理，他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舍不得离开火热的斗争，因而更要抓紧生命的最后一刻，让燃烧的生命发出剩余的光和热。每当同志们赞扬他在诗歌和历史剧创作、历史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时，他总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然后微笑着说：“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没按到呵!”②象屈原手持长剑猛力向黑暗冲刺一样，沫若也将他的笔化为长剑，用尽余力直刺“四人帮”的要害。九月，他偶然得见一九六三年针对赫鲁晓夫写的一篇未发表的旧稿，竟然感到这简直象刚刚写出的新作一样，正是自己现在心里想要说的话，可以狠狠抨击“四害”的倒行逆施。便作“附记”略加说明，一同交给了《人民日报》记者。文章很快发表了，千百万人在传诵：
没有比较，不见优劣。没有斗争，不知进展。在这一点上，瓦釜虽然不自觉，可能它自以为是黄钟或者超黄钟，其实它只是在为黄钟作义务宣传。有瓦釜聒得震耳之后，人们一听到黄钟，是会更加欢欣鼓舞的。
瓦釜哟，雷鸣吧!瓦釜师们哟，拼命地把你们的破坛破罐敲得粉碎吧!有一个适当的下处在等待着，那就是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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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②沙汀：《回忆与悼念》，1978年6月26日《光明日报》。
黄钟鸣而八音克谐，这宏伟的交响乐要响彻天地，响彻八垓，响彻今日，响彻未来。宇宙要充满着真理与正义的和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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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钟与瓦釜》，197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几天后，报社编辑部转来了读者的一大迭信，一致赞美这篇文章“感情炽烈，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批驳丑恶，犀利尖锐，”后来报纸还摘要刊载了其中的一部分。①沫若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与自己的作品发生共鸣，好象给他那衰弱的躯体注入了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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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读〈黄钟与瓦釜〉》，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他觉得自己好比安泰，又一次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了力量，多么想回到群众中去。刚好去合肥出差的女儿庶英返回家门，她告诉他这次曾顺便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去了几次，科大的同志们十分怀念老校长。他有些激动，深沉地说：“我也想念他们啊!等我身体好起来，索性到安徽去住。”庶英连忙说：“安徽很热，你身体受不了。”他却不以为然地辩解道：“那么多同志都在那里住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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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真正相信群众的人，当然不信“神”。沫若看了画家关良的新作《醉打山门图》之后，颇有感触。过去他曾多次为关良题画，久已不握毛笔的手现在又痒了，憋不住一挥为快，于这幅画的右边留下了他酣畅淋漓的墨迹：“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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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迹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9月版《关良回忆录》。
生活不断启示沫若，人就是要有一点鲁智深的这种精神，不信“神”，不信“佛”，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提杖走天涯。由此他想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正在举行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自己不能应邀到会讲话，便写了一篇书面发言，希望大家“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彻底摧垮“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系列精神枷锁，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新高潮。当他写完这篇讲稿，才发现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庆幸自己总算没有完全虚度一九七七年大好光
五十九
四害必须肃清飞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一九七八年岁首，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郭沫若书写的这副春联，都以为他的健康状况一定有了好转，许多老朋友无不为他高兴。哪里知道，二月九日他又住院了，从此再没出院回家。自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受江青、张春桥直接迫害和摧残以来，这已经是第十六次住院。
据医生诊断，这次发病是呼吸道感染，肺炎复发。由于持续低烧，白血球高达一万六千，连进食都要用鼻饲，打针、查血的次数也特别多，沫若痛苦得很，但只要医生说需要，他马上同意照办。对于治疗方案，他从来不提任何意见，更不用说提什么要求了。医生、护士都尊敬、爱戴这位身染重病却依然温顺、幽默、勤奋的老人。他脸上经常洋溢着和蔼的微笑，有时精神好一些，就下床到沙发上坐坐，他诙谐地把这称作“飘洋过海”。虽然病情重到如此地步，他仍不忘读书、看报、写日记，手腕过于颤抖时，他就口述，请秘书代笔。他尽可能地不麻烦医护人员，身上的那件对襟蓝丝棉袄因为穿著时间长，扣绊已经磨断了，他也一声不响，直到女儿平英来医院探望，才叫她给缝好，没有深色细线，就用白线涂上了蓝墨水，他看着笑了，点点头说了声：“好。”
他常抱憾不能亲自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住院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本来他也应当参加的，可是由于日前摔了一跤，医生一定要他卧床休息。他感到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四人帮”把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今天再不彻底清算，就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无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话就得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请秘书一句一句记下，作为给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他鼓励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错误。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他再三强调：“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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