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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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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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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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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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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