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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地书(六九)》
《文化批判》的创刊，标志着后期创造社活动的开始。沫若虽然仍继续热情过问，但是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正在忙着出国的事。对他说来，上海不能久呆，甚至中国也不能久呆，蒋介石早在五月间就在密谋逮捕他，二十三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载了《蒋总司令通缉郭沫若之通令》：
〔东亚社〕昨廿一日政府接南京蒋行营来电云，(衔略)钧鉴：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现准政治会议函交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呈报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当经本会第十六次会议议决照办在案，相应录案，并连同原呈，函达查照，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等由到部，合行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总司令蒋。印。听说下达这一通缉令时，还悬挂了“三万元赏格”呢!①看来不能不躲避一下。经与周恩来商量，沫若决定全家搭乘苏联领事馆的轮船转道海参威去莫斯科，行期定于十二月初旬。全家欢欢喜喜地作好了一切准备，朋友们甚至已来送别，可是结果当轮船起锚离开吴淞口的时候，沫若却躺在日本同学石井勇医师开的医院里呻吟，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几乎丧命，治疗了将近一个月才出院，以致失掉了跟最后一班苏联船赴苏的机会，而且本来就重听的耳朵，从此差不多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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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拙劣的犯罪》
沫若住院期间，安娜也得了慢性肾炎，她带着浮肿的脸庞，硬撑着身子，每天要去看望他两次，从早上陪到中午，从午后又陪到深夜，为他费尽了心机，耗尽了力气。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她把小楼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将他接回家中休养，凭着妻子对丈夫特有的柔情，凭着护士对病人特有的关心，她把自己的一切精力全都倾注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是她救起的，他从心底里感激，悔不该在梦呓中詈骂过她，悔不该旁枝蔓生罗曼史，这时他感到只有她才是“我永远的唯一的爱人”!正是这种“爱的联系”，他觉得躺在家里养病，比在医院还要安稳、惬意。
心静利于神思，病榻因而成了诗兴的摇篮。沫若一会儿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一会儿又清醒地回到现实世界上来，一会儿又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他仿佛驾御着一朵红云在飞翔，转瞬间红云化成了一片血雨，他便从那高不可测的苍穹坠落到无底的深渊，只见无数的恶魔在眼前跳舞，无数的火焰天使化成了模糊的血影，血海、血山在漫延……眼看自己快要灭顶了，他突然“啊!”地大叫了一声，睡在床前草席上的安娜赶忙抬起身来，噢，原来他是在做噩梦。她把他的手放进被窝里亲了他一下，才放心地重新躺下。这时候他兴奋得再也睡不着觉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他确曾思考过自己亲身参加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也想到过怎样冲破眼前的白色恐怖。他相信，反动派张牙舞爪是长不了的，不断武装的工农终究会有一天要将他们送进地狱。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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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恢复·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若问这个力量有多大?沫若在北伐和南征途中已经实地领教过，即便在此时此刻，他也能听到大地最深处“Gonnon(工农)—Gonnon—Gonnon—Boudon(暴动)—Boudon—Bo—udon”的雷鸣，正在努力探寻这种声音，与它发生深深的共鸣。他相信“这是一个最猛烈、最危险、最庞大的炸弹，它的爆发会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①可喜的是，前阶段灰暗消沉的情绪这时已被新的战斗激情所替代，他虽然身体虚弱，却感到内心充实、精神焕发，他恢复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应有的斗志：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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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恢复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
②《恢复·截取》
在健康恢复期中，诗兴连续侵袭沫若，“观念的流如狂涛怒涌，应接不暇”，这样的体验是继《女神》、《瓶》以来第三次了。他在枕下放了一册抄本，每当诗的感兴涌出，就用铅笔录在本子上，有时一天多达五、六首，不到一星期就写了二十余首，后汇集为《恢复》。一月十五日清晨，他将这些诗誊写完毕，午后又校读了一遍，觉得里面也还有些可读的诗，但嫌气魄不雄厚，有时更带着浓重的悲抑气味。权且把它当作对大革命的一个纪念吧，于是交给成仿吾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二月一日，沫若的译著《浮士德》第一部问世。仿吾登门祝贺，安娜特地买来寿司请大家吃，以示庆贺，孩子们皆大欢喜。三日，沫若遴选了一本《浮士德》，用钢笔在扉页上题着：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然后又在第二页上用德语写了“GewidmerMeinerEwiglic-herLiebeAnna”，意即“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创造社的朋友们高兴地看到沫若的身体一天天在康复，他们又有机会与他一同讨论办刊物、出新书、倡导革命文学了。沫若建议将《创造月刊》的水准放低，作为教育青年的基本刊物，并赞成另办一个双周刊，可取名为《流沙》，他亲手题了刊头，说这个刊名“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①。是的，政治舞台往往会风云突变，文化战线亦时时有艰难险阻，他感到为了有效地进行战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觉。新月派的动向早就引起了沫若的注意，他在《英雄树》一文中挖苦道：“你们要睡在新月里面做梦吗?这是很甜蜜的。但请先造出一个可以睡觉的新月来。”甚至连语丝派沫若也不怎么满意，认为他们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一度感到其中“反动空气弥漫，令人难耐”。他与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坚决主张以辩证唯物论来检讨今后革命文学的路径，认定“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是最健全的文艺”，这些在他新作的《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论文中有详尽的阐述。他力促成仿吾写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赞助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欢迎太阳社的蒋光慈、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等人一同为革命文学大喊大叫，不久即与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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