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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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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交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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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精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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