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貆损，顿感泪痕幽。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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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有国归不得的郭沫若，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度着流亡的生涯。
岁月的轮子碾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牵动沫若忧愤的情思。继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又悍然攻占了沫若早年赴日途中经过的山海关，不久魔爪即伸向热河和河北。三月，我驻守喜峰口的官兵奋起反击，全国各界闻讯争相支援抗日前线。对国内情况十分隔膜的沫若，只能从日本的报纸上将正面报道当作反面消息看。当他推测到喜峰口战役大捷时，好象亲临卢龙山下、濡水之滨，目睹长城一带狼烟滚滚，胸中怎能不翻卷洪波巨澜?他提起多年来从不离身的笔，心驰神往，情不自禁，顺手在抄录甲骨文的稿纸上写下一首七绝：
濡水南来千里长 卢龙东走塞云黄
毫端怪底风云满 望断鸿图写故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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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叶簇：《祖国情深风云满纸》，《星星》诗歌月刊1984年第5期。
然而，人毕竟是最复杂的动物，“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郭沫若当然同意狄德罗的这句话，而且他绝不否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忧患深如苍海之际，他还有另一种难于向人启齿的隐私，即由于个人行为不检点而酿成的祸害。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致小野寺直助的信中说：
且说我万分惭愧和悔恨的是，今年三月末一时寻开心，由仅仅一次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外表尚无显著表现)。在此期间，我传染给了妻子。她忍耐了很久，但是现在病势已经相当严重，症状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今天早晨开始自行检查了小便，发现有多量菌丝和类似之物，至此才感到吃惊，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真是自作自受。我不忍心看着妻子熬受病毒之苦，所以想尽快彻底治疗，已请当地妇产科医生看过。现在非常希望能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如果您在东京或千叶有知交，拜托您能为我们介绍这样的妇科医生。恩德无量，不胜感激之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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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信为日文，现存小野寺直助的女儿小野寺和子处。郭沫若落款标示的日期为11月1日，信封上的邮戳却是10月31日。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沫若夫妇的病才得到了根治，尽管沫若自己也曾一度很悔恨，但终究不及安娜那样认真和伤心。
郭沫若传--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二十二
三十年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心目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郭沫若。许多人都想就近与郭沫若相识，特别是东京左联支部的盟员，一直在积极争取他的支持和指导。鉴于沫若的处境，他很难广泛接触青年们，但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一次参加这类活动的机会。
一九三三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沫若应从上海来到东京的一家书店老板的邀请，往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下宿屋有明馆晚餐，顺便与青年作者杜宣晤面。饭前，大家围坐在火钵周围的蒲团上，随便交谈着，由于初次相见，杜宣不免有些拘束。沫若听说杜宣是江西九江人，便问道：“我在高等学校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你的同乡，回国后就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萧仁炳，你知道吗?”杜宣立即回答说：“他是我私塾的老师，我来日本前还去看过他哩。”沫若感到十分诧异：“怎么萧仁炳去教私塾了?”杜宣赶快作了解释：“他回国后找不到职业，穷愁潦倒，只好回到家乡，在一个小庙里收了几个学生，靠此糊口度日。”几句话勾起了沫若对故国的深深怀念，和对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无比愤慨，他把手中捏着的“希望”牌纸烟掷在火钵里，突然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方步，忿忿不平地说：“这真不象话，他在帝国大学是学地质的，是一位胸有抱负、学有专长的人，竟找不到一个工作，这是怎么样的国家啊!”杜宣看他真诚坦率，一点都不矜持，从此谈吐再也没有什么顾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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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宣：《夏夜星空》，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画家傅抱石(1904—1965)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沫若不但为他的许多作品亲笔落款题诗，而且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式，热情接待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法家中村不折、作家佐藤春夫等莅临参观，并协助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在会场担任翻译。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尤其推崇他的刻有《离骚》全文的两方鸡血石印，认作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买了他的图章、字和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人向来被视为该受奴役、宰割的对象，而抱石却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尊严，这委实令沫若欣慰。他觉得这次展览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并表示自己愿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沫若应邀往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他以《庄子》中的一段典故作引子，说古代有个越国人逃亡国外，几天后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高兴，几个月后看见一般的本国人也非常高兴，一年后看见貌似本国的人竟也高兴极了。正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自己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现在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骨肉同胞见面，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这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使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在一起。接着，他含义深长地谈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然而前者得到了成功，后者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比欧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劣等。他有心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德国学者康恩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了一百个头盖骨来衡测它们的容量，测量结果表明，头脑大的，中国人居多，头脑小的，中国人居少，而且最大的头脑中国人也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中国人则比欧洲人少。为此，沫若激动地高呼：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坐在头两排的日本的刑士们干瞪两眼，一声不吭。混杂在人群中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几名反动留学生却骚动起来，他们歇斯底里地狂呼“打倒共产党郭沫若”，并往台上乱扔梨和苹果。沫若神态自若，面不改色，对他们嗤之以鼻。几天以后，他在青年会主办的小报上刊登了两句打油诗：“权宜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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