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备过程中，有一件事沫若最满意，那就是他亲自与陈诚交涉，在部务会议上排除了张厉生、康泽等人的刁难，由政治部收编了孩子剧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一科。三月底，孩子们喜逐颜开地搬进第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沫若随即陪同恩来前往看望。跑遍每个宿舍，拍拍这个孩子的肩，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还缺什么?……沫若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孩子们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消瘦的脸蛋，嘱咐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反映上来。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编的壁报，细心地为他们一笔一划地改正错字，并督促他们说：“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哟!”不久，即安排了一些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戏剧和音乐知识，还派了老党员担任他们的指导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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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三厅的成员在不断充实，这时候沫若又想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要搞好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他把这个意思对陈诚说了，并且推荐了鹿地亘夫妇。通过种种关系，终于从广州请来了这一对日本友人，由沫若提议聘为设计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昙华林内喜气洋洋，郭沫若在掌声和鞭炮声中宣布第三厅正式成立。当天，他与阳翰笙、田寿昌、洪深等人商量，准备举办扩大宣传周，名义上是应陈诚的要求，借此扩大政治部的影响，实质上是为了大规模宣传抗战的意义。宣传周每天一个重点：第一天为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第二天为口头宣传日，第三天为歌咏日，第四天为美术日，第五天为戏剧日，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为武汉三镇大游行日。沫若动员和组织了三厅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一空前的宣传活动中去。开幕的那天是四月七日，恰逢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击毙万余敌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消息传来，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沫若先往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参加宣传周开幕典礼，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旋即又赶到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出席“广场歌咏会”，应寿昌邀致开幕词，即兴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可谓别出机杼：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
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
当天晚上，沫若还主持了庆祝胜利大会和火炬游行，欢呼台儿庄大捷。大会结束后，他和战友们登上黄鹤楼，只见长江两岸数十条火龙在翻滚，映得春江红烂漫，救亡歌声和口号声响彻夜空，到处洋溢着万众一心坚决抗日的热烈气氛。他看着看着，眼前的盛况不知不觉幻化成为北伐时的壮景，心潮澎湃不能平息。他在心底里欢呼：武汉，这个大革命时期的首都，经受过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今天终于重又焕发出战斗的青春!
扩大宣传周的第一炮震得武汉三镇地动山摇，震得广大民众拍手叫好，彻底打破了政治部成立以来的冷冷清清的局面，朋友们纷纷跑来祝贺，一个个赞不绝口：“老郭的运气好!”
“三厅的运气好!”没想到却招惹了陈诚、康泽等人的忌恨，因为人民群众在不断发动起来，其声势之浩大令他们惊恐万状，同时恼怒万分，康泽在政治部部务会议上竟然叫嚷：“半夜三更还在那里喊口号，这叫什么宣传!”坐在他对面的郭沫若昂首望着窗外，表示不屑一驳。以后几天，陈诚他们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
宣传周的闭幕日又将有五六十万民众参加集会和大游行，陈诚、康泽他们不便公开反对，就在暗中策划了对付的花招。这天，虽然天公不作美，可是成千上万的民众冒着细雨，早就从四面八方向会场集合拢来。雨越下越大，群众依然精神抖擞，百般踊跃。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正要宣布大会开始，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奇怪，下雨天哪来的敌机?台上、台下自然不免惊愕、纳闷，但见康泽带来的宪兵团长已经急不可待地抢过话筒，声嘶力竭地嗥叫“解散!解散!”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就如此这般地被破坏掉了。
三厅成立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报上去的经费预算始终得不到解决，其次是政治部居心叵测地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规定一切对外文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后始得印发，紧接着的就是康泽以假警报解散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这一切等于捆绑三厅手脚的绳索，是可忍孰不可忍!沫若憋着一肚子气，实在不想再当厅长了，然而又难于向周恩来启齿。恩来对他一直有点放心不下，曾对阳翰笙说：“沫若老是清高，他不想当厅长，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去斗争。我们不是去做官，我们是去干革命嘛!你不干，我不干，那么谁来干?你和他关系深，要做做他的工作。”①这些话传到了沫若的耳里，不能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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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五月的昙华林，满坡榴花红似火，弦歌之声响遏行云，三厅附属的团队为上街头和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正在紧张地排练。沫若坐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放下刚为广州《救亡日报·“诗歌节”纪念特辑》写好的题词，激动地站了起来，望着院子里活跃的人群，觉得他们的行动和歌声好象是为他的题词谱写的曲子。他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他领导下的三厅也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这是开展群众性抗日宣传的大好时节，无奈康泽等人时时干预、事事争夺，他们把五月份各纪念日的宣传活动全都抢归二厅主持，说三厅只需从旁协助。可是他们包而不办，结果从“五一”、“五三”、“五九”直至“五卅”，除了一些官样文章的应景活动，简直无声无息。
这段时间，三厅的成员仍在猛干，沫若更是忙碌不堪。新组成的抗敌剧团已派往台儿庄、徐州等鲁南前线慰问演出，冼星海(1905—1945)、张曙等音乐家正在为指导群众歌咏团而奔忙，洪深、应云卫(1904—1967)等编导则为繁荣抗战戏剧而煞费苦心，连孩子剧团也在日夜忙着演出、开会和座谈。战友们都与沫若同心同德，当阳翰笙对洪深说：“洪先生，郭先生的意思让您到前线去，您觉得怎样?”洪深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问题。只要抗战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战了，我第二天就滚蛋。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你放心好了。你跟郭先生说，我一定尽全力干。”①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好的队伍!沫若感到欣慰，是他们的行动督促、鞭策了他，还有什么理由再离开自己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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