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间天地改，红旗插上春帆楼。
晨辉一片殷勤意，泯却无边恩与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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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访日杂咏宿春帆楼》，见《骆驼集》。
沫若非常喜欢孩子，十分爱护青少年，不管是在日本、重庆、上海，他家都经常有左邻右舍的小朋友来玩，他不但不嫌他们烦，反而总是竭诚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对青少年的教育，成为沫若最关心的问题，为了培养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具有高尚的情操、正确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知识，必须抢在春天及时播种。他亲自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热情呼吁：“不准让一个少年儿童在精神上饿死”。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执笔写《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谁说孩子们不懂事呢?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他们的队伍之中，看见他们正举着小拳头在庄严地宣誓：“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沫若为孩子们写过许多诗，在他的诗中出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的形象，苏联格鲁吉亚小妞妞玛娜娜曾使他想起自己所宠爱的小女儿平英。这种热爱孩子的天性，使他和青少年之间很自然地有着心灵的沟通。即使他再忙，对青少年给他的来信总一一作复，并尽量满足他们的题词等要求。一次在陪同外宾参观北京大学时，他当场为一位大学生作的七绝写了和诗：
相期入室并升堂，莫负青春惜寸光，
今日百花争怒放，香风不必待栋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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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正武：《莫负青春惜寸光》，1981年2月15日《羊城晚报》。
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他相信中国青年的明天是光辉灿烂的，“他们会更健康、更聪明、更富于理想、更丰富多采、更有纯洁的爱情生活……”①也正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和上海中学的学生陈明远结下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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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雄鸡集·青年的明天》。
约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一个长得白皙而腼腆的男孩来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五号那朱漆的大门前面，迟迟疑疑地瞧着门口的岗哨，好半天才鼓起勇气询问：这里是不是郭沫若的寓所，结果很快被警卫人员引进门去。
沫若正坐在书房里写文章，抬头见到跨进门来的小朋友，立即高兴地站起身来，招呼这位已通过不少信但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后生，满面笑容地问道：“明远，你到底来了!脸为什么这样红?是太阳晒热的，还是跑得出了汗?”知道他是因紧张才涨红了验，沫若慈爱地拉起他的小手，心中泛起十分甜蜜的感情。他问明远是否愿意常来作客，明远直率地回答道：“我喜欢听您讲学问，要是您愿意常常教我的话，我就更喜欢到您这儿来了。”这话正中下怀，沫若平生就有这样的愿望，能带几名青少年学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因此连声说：“好!好!我真愿意当一名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是莫大的幸福。”
尽管陈明远当时还是个毛孩子，然而沫若对他的意见却相当重视，并且经常有意从他这儿去打听青少年朋友们对自己著作的意见，觉得年轻人的“目光真是犀利，把我旧作中所写的都看得透明一样，令我惊讶”①。听得他们批评自己一些诗“算不上诗，只能算分行写的散文”，老诗人并没有因为觉得面子下不去而恼火，反而检讨自己说：这类作品多半是应时应景而写的，希望他们多多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为此他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寄给明远，希望他“阅读的时候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单是短短的一首《橘颂今译》，就有十二处字句参照陈明远的意见作了修改。陈明远还喜欢练习用白话诗的形式翻译和改写古典诗词，沫若不仅把自己和闻一多等人的有关译稿送给他作为参考，而且亲自修改明远的译稿，写上详详细细的评语，有时评语的字句远远超过了译稿的字句。明远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细细思考老师用漂亮的绳头小楷所写的评语，然后将译稿加以修改，誊清后再寄给老师审阅。每当深夜沫若工作感到疲劳之际，他常常喜欢将明远的“课外作业”拿出来欣赏、批改，透过这一本本练习本，他看到一棵稚嫩的幼松正在茁壮成长，为了培养这年青的一代，他将不惜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去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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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沫若书简九封》之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沫若不仅关心陈明远学业上的进步，同时也关心他身体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长，为此特地把他介绍给白杨，托她多关心他假日的文娱生活。由于沫若一直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曾一度影响了部分青少年，他们想以郭沫若为榜样，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细，只能在给明远的信上郑重其事地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几十年来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们老年人的脑袋，真象是一个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贴满了各国各口岸的商标，早已到了该洗刷干净的时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过“富国强兵”的所谓启蒙教育，主张过“个性解放”，看了一些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年轻的朋友，我要永远保持着心上的春光。①年轻人正在新生活的起点上，沫若满心希望他们尽可以不必走他过去那样曲折的道路，而应该批判地吸取他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沿着党所指引的航程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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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8年5月4日致陈明远信，见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当然，在年青共和国航行的路程上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且不说，开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斗争，单就文艺战线上看，情况也够复杂的。起初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诚，沫若对在清朝行丐兴义学的武训十分敬佩，一九五○年八月他曾应李士剑之约，为《武训画传》题签书名的同时又题词，说：“在吮吸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认为这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读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沫若马上就写了一份《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颂武训和给《武训画传》题词的“错误”。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对自己曾附和着歌颂武训的行为，重新作了一次检讨，而充分肯定这份《调查记》“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①。沫若这时似乎认识不到自己这两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制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会起多大的作用，他以为自己是跟上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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