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的分量_周国平【完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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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

  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

  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

  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

  在嵇康的诗作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峨。”“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

  忧生、迷茫、孤独,构成了阮籍咏怀诗的主旋律。在尼采的诗文中,我们听得到相近的音调。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阮籍咏怀诗第一首和尼采的《最孤独者》一诗。

  《咏怀诗》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最孤独者》:

  此刻,白昼厌倦了白昼,

  小溪又开始淙淙吟唱,

  把一切渴望抚慰,

  天穹悬挂在黄金的蛛网里,

  向每个疲倦者低语:“安息吧!”——

  忧郁的心啊,你为何不肯安息,

  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地奔逃……

  你究竟期待着什么?

  两者的相似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夜幕降临,孤独的主人公都是“不能寐”、“不肯安息”,都怀着“忧思”、“忧郁的心”,都在“徘徊”、“奔逃”,都有一种不知“将何见”、不知“期待着什么”的迷茫之感。

  诚然,尼采很少作忧生之叹,相反倒是极力讴歌人生,痛斥悲观主义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人生的无意义和竭力肯定人生这一悲剧性的矛盾折磨了他一辈子,是前者刺得他“双脚流血地奔逃”,而他“期待着”的正是后者。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无理由地称自己是“悲剧哲学家”。

  尼采的悲剧人生观是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的扬弃。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逐渐解体。它的最初结果是积极的,上帝的神圣光辉消散之时,人的太阳升起了。既然天国的期许是虚幻的,尘世的生活是唯一的实在,人们就沉浸在一种世俗倾向之中,贪婪地追求尘世的幸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恶性膨胀,隐含在基督教解体之中的欧洲人的信仰危机显露出来了。物质的繁荣反衬出精神的空虚,尘世的幸福带来的是幻灭之感。于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应运而生。尼采在谈到叔本华哲学的背景时指出:“当我们拒绝了基督教的解释,把它所说的‘意义’判为伪币,我们便立刻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遇到了叔本华的问题:生存根本上究竟有一种意义吗?”(《快乐的知识》第357节)尼采认为,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是他的功绩,但他的答案是错误的。叔本华从人生根本无意义的前提得出了彻底否定人生的结论,在他看来,既然人的个体生存的必不可免的结局是死亡,人就应当自愿否定生命意志,认识到这种意志本质上的虚无性,以虚无为人生最后鹄的。所以,他转向东方宗教,把印度教的“归入梵天”和佛教的“涅槃”当作解决生死问题的终极途径。

  尼采接受了叔本华的人生本无意义的前提,并且自觉地把它同基督教信仰解体的背景联系起来。上帝死了,犹如地球失去了太阳,“现在它向何处运动?我们向何处运动?……我们岂不好像要迷失在无穷的虚无中了?”(《快乐的知识》第125节)破除了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看到了世界无意义和人生无背景的真相:“世事的推移毫不神圣,用人性的尺度来衡量从来不是理智、仁慈、公正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非神圣、非道德、‘非人性’的。”(《快乐的知识》第346节)“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虚伪,残酷,矛盾,有诱惑力,无意义……”(《强力意志》第853节)

  人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使得人的生存本身失去形而上学的根据,也成为无意义的,荒谬的。然而,人的天性无法忍受一种无意义的生存,这便是人生最深刻的悲剧性质。于是,我们在尼采那里也听到了忧生之叹。他这样解释希腊人对于神话的需要:“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可怕,为了一般能够活下去,他必须在恐怖可怕之前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梦之诞生。”(《悲剧的诞生》第3节)因为个人迟早要悲惨地死去,唯有沉湎于美的幻觉,为人生罩上一层神的光辉,才能忍受这人生。

  人生虚无荒谬的念头必定深深折磨过尼采的心灵。请读一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那支《坟墓之歌》吧。其中说:青春的梦想和美景,爱的闪光,神圣的瞬间,对幸福的眺望,都消逝了,夭折了。从前我想跳舞,我的仇敌却蛊惑了我最宠爱的歌人,使他奏一曲最可怕的哀歌,用这哀歌刺杀了我的狂欢。——这不是在说叔本华及其悲观哲学吗?然而,“我的最高希望尚未说出和实现!而我的青春的一切梦想和慰藉都已经死去!我如何能忍受?我怎样挺住和克服这样的创伤?我的心灵怎样从坟墓中复活?是的,我身上有一种不可伤、不可灭、摧毁顽石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意志。它默默前进,坚定不移”。尼采和叔本华的出发点都是人生的悲剧性质,然而当尼采继续前进时,他同叔本华分道扬镳了。叔本华因人生的悲剧性一面而否定全部人生,在尼采看来,这是停留在悲观主义而未能上升到悲剧意识。尼采不能忍受人生的无意义,出于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人生的热爱,偏要肯定人生,连同肯定人生的悲剧性一面,肯定生命必含的痛苦和灾难,如此来赋予人生以意义。由此结晶出了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和悲剧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生命意志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以为这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看哪这人》)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尼采称自己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即“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极端对立面和敌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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