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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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和我们
周国平
"蝙蝠文丛"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 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 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 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 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 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 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 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 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 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 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 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 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 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 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 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惟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 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 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 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 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 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 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 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 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就像 一个学者只会用这一种读法读经典，我就要断定他不具备大学者的资格一样。惟有今天仍然 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 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 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 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 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 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 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 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 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 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 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 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丛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 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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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期间读《鼠疫》
周国平
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 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 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 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 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 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 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 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 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 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 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 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 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 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 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 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像了。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 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 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 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 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惟一的选择 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 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 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 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 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 、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 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 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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