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合资的是儿子不是母亲,这样一来,合资后不仅品牌、秘方等仍掌握在国有母公司手中,保证了合资后的利润回笼到国家手中,即使今后合作双方有了利益纠纷,当“娘”的还能以独立身份站出来,为“儿子”当家做主。
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我们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握手,双方合作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增值,这一事例不仅在杭州、在浙江取得了很大反响,还引起了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关注。
◆儿子吃老子——兼并胡庆余堂
1972年,胡庆余堂郊外车间独立出来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以后,我虽然离开了胡庆余堂,但在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它。改革开放以后,胡庆余堂和杭州第二中药厂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形势。但是,由于改革乏力等原因,它和“杭中二”比较起来,发展速度大大滞后了,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当初“分家”时,“杭中二”的产值、利税不到胡庆余堂的十分之一,到了1996年,由“杭中二”发展而成的青春宝集团对国家的贡献,已经是胡庆余堂的十倍,也就是说,二十四年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了一百倍之多。
看着胡庆余堂的衰落,我生气、着急。1996年年底,市政府牵头让我们两家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说是联合,谁都知道,这是兼并。这下可掀起了轩然大波。从历史上说,青春宝是胡庆余堂当年分出去的一个车间,是“儿子”,如今,“儿子”反过头来吃了“老子”,这还了得!面对议论,我告诉他们,改革开放就是竞争,如果任由胡庆余堂这样衰败下去,莫道“儿子”吃了“老子”,“孙子”吃掉“爷爷”也有可能。
针对胡庆余堂的现状,我开出了十二个字的“药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清理摊子。并派出了得力干部。结果,转年胡庆余堂就取得了销售额、出口额和利税的三大突破,现在更发展成拥有多家企业、工商贸的综合公司,成了集团中经济效益仅次于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的“二姐”。
◆股份风波——破解三百万元难题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理论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分配机制,资金、土地、厂房、设备、工具等有形资产,以及经营机制和经营者的智慧、学识、才能等无形资产,统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学过文件,正大青春宝董事会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乘势而上,实施职工内部持股,即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企业员工,让员工从单一的打工者变成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让他们真正与企业生死与共,成为企业的主人。决议做出后,执行时却遇到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个总裁。
按董事会的规定,这次内部股份暂定为公司中方净资产的50%,按现代企业制度,总裁起码应该认购2%的股份,也就是三百万元。面对决议,我是亦喜亦忧。喜的是职工持股后,工作态度、干劲和爱厂意识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企业也会因此留住一批管理、技术、销售人才;忧的是三百万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合资前,我拿的是国营厂长的薪水,每月的工资是四百八十元整,成为合资企业的总裁后,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也不过每月几千元。把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加在一起,顶多能够凑出一二十万元,三百万,我买不起呀!
我买不起,偏偏职工们眼巴巴地看着,希望我带头。有位老职工说:“想让职工持股,你当老总的必须带头买大股,你不买,说明你对企业前途没有信心,我们谁还敢伸手?”
这真是一道难题。《钱江晚报》等媒体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有人说应该给我奖励,有人说可以用送“干股”的方式解决。但讨论归讨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惟一的途径是向银行贷款,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如果贷款,仅每天付给银行的利息就是七百多元,这是多大的压力!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我把贷款持股问题的意向,以及所要承担的风险,向全家人做了说明。让我感动的是,一家老小都支持我的改革事业,二儿子还向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让我能够少贷一点款。最后我贷款二百七十万,购买了2%的股份。
看我带了头,全公司掀起了职工购股的热潮。至1998年7月12日,职工认购资金全部到位,认购率达到百分之百。实话实说,这次职工内部持股,对我个人来说并不圆满,但是它推动了企业改革,并且带动了一批企业向股份制进军。
◆我的长青宝典:飞出猎枪的射程
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乃至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家中,我是个“长命”的,从1949年到2007年,我的工龄已经达到五十八年,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时代,至今仍然在岗。从1972年起,我一直在一家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至今也有三十五个年头。
所以,经常有人间我,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却能够一次次地“出头”而不败,享有“改革长青树”的美名,对此你想说什么?你“长青”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要改革必然要遭遇风险,在这方面,我是国企的幸运儿。在历次改革中,我也面临过一次次的明枪暗箭,流言打击,有几次还险些被撤职,只不过由于种种机缘,至今仍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总结多年经验,对影响国有企业家“长寿”的外因,我想说三句话:一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安心的机制,不要随随便便出现国企厂长、经理“一个通知就开路(解职)”的情况;二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喘气”的机会,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低谷时,要充分理解、支持+帮助他们;三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摸索连续发展思路的机会,不要频繁更换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至于我能够“长青”的内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既然当了改革的出头鸟,就一定要尽力地高飞,千万不要飞飞停停,那样反而容易被猎枪打中。只要你保护好心脏——不要有私心,即使别处被打伤了还是拼命飞,只要飞出了射程,再好的老枪也打不中你了。
第05章 温元凯:亲历八十年代商业启蒙
【温元凯小传】
尽管到今天,认识1946年出生的温元凯的人大多也已入暮年,而尚记得他的辉煌历史——他曾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直谏中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写作并出版1984年风靡全国的《中国的大趋势》,在全国近三百个城市进行了四百余场演讲,提出中国应制定一部《企业破产法》的人大议案等等往事的人一定也不多,而若知晓他后来还办过公司,从而成功地由科学家转到思想家,又从思想家转到企业家的人,相信更是稀少,但温元凯却绝对是一个该被书写,被历史记住的人。
温元凯出生于江苏无锡,1970年,大学毕业的温元凯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也由此跟安徽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温元凯被辗转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工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温元凯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的大学生,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名年轻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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