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观看的人，很快聚集了一大堆。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都很复杂，有的吁了一口长气，拍手称快，支持;有的皱着眉头，深深地在思索;有的撇了一下嘴，“呸”地吐了一下口水(那口水喷射的抛物线很漂亮)，怒目而去。
接着来了几个有点“背景”的伙计，气呼呼的，拨开众人，挤上前，酸溜溜地说：“这个人连党员都不是，要当厂长?”
“这不是要当厂长的问题，”说话人显然懂得一些政治斗法，拿出“尖端武器”上纲上线了。他说，“这是‘政变’!”
“天啊……”胆小的人不禁吓得叫起来。“你这样一说可了不得啦，这不成了反革命吗?”
“这是他的‘野心，大暴露!”
“太狂妄了……”
“这是革命行动，农村就在承包了，有什么新鲜!”
“改革是中央的政策，没错!”
“马胜利说出这话，就是有这个能耐!”
在不同的意见争辩中，人们莫衷一是，不管哪方面的群众，都在等待着厂长的归来。厂长正在外地考察。他在急电的催促中，晓行夜奔，匆匆归来。
◆上帝给你牛奶，不会给你盆锅
八十年代初同今天的人文环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一个能人站在厂里，你觉得这个厂里的范围小，施展不开你的才能，你可以站在市里的人才交流市场，你可以登报，上广播、电视，说我可以做经理、厂长，而且我要年薪五万、十万、二十万、五十万，据报载：“1997年10月6日，距十五大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正大青春宝董事会全票通过做出了一项事关企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重大决策：从公司一亿五千万元的净资产中划出千分之十五的股份卖给职工个人，实行工者有其股。其中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的公司总裁冯根生至少可持有千分之二的股份，即三百万元。”这在过去敢想吗?
今天，谁也不会觉得惊奇，像听梦话或是遇到疯子、狂人了。可那时不行。在长期封闭、大搞阶级斗争几十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时代过来的人，想要一下子就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去参加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的“决心书”出现不久，首先是新闻界特别敏感，反应很快。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从改革这个角度来看马胜利，称赞我的胆识，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时，对于改革，上边斗争很激烈，到了下边，顶的也是当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传达传达“红头文件”，响亮地喊几句口号，散会后原来在干什么还干什么。过去怎么干现在仍是怎么干。说摸着石头过河，他才不摸呢，因为他就没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号喊得也最响。他们左右观看，生怕一步迈大了，走快了，闪了腰，失了脚，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我的“决心书”，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很大。不要说给我自己，连给我同事、家庭和亲友、朋友们都带来了压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说我有“神经病”。
在“答辩会”没召开之前，我还得按时间的顺序，记叙一下，我为了出席那个盛况空前、严肃无比的“答辩会”，避免仓促上阵，我得做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厂长刘广义。看看他的态度，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也那样想，我在拆他的台，抢他的饭碗，同他过不去。
他下了火车，被前簇后拥送往家中，要汇报的中心问题当然是我马胜利的近来的“活动”，我的那张“决心书”，别人怎么汇报的，我管不着，当然我会想象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应该说，他们都是厂长信得过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是当事人，我会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缄其口，被动挨打。得先“验明正身”，说明我要承包”的缘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马胜利》的书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马胜利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走进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点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刻。
刚才还火火暴暴的场面，顿然由于马胜利的到来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应当坦率地承认，马胜利对自己能否获准承包心有疑虑。因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不是共产党员却要当厂长，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
这在某些人看来的确荒唐。
他必须得到A的支持。
马胜利将承包的想法告诉A，然后，解释说：“承包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说是‘大字报’，才没签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签上你的名字，就不至于惹出这么‘大麻烦’了……”
A回答得非常干脆一“包!咱们两个人包!”改革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迎着1984年春天的太阳…—我坦率地说，厂长的这个态度，出乎他左右人的意外，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令我惊异，也令我兴奋。此时，我想的不多，只想全厂团结一心，把四化搞上去，没有第二个心眼。如果说对他的这种态度有所怀疑，也在刹那中闪过去了。
◆我的答辩会
有人后来问，我在1984年4月14日这天，是以怎样的心情走上“答辩”台的?是慌悚、畏惧，还是胸有成竹、潇洒走上去的?
我说我当时没带镜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副尊容，实话实说，既不感到紧张畏惧，也不认为信心十足，是个赢家。尽管后来人们说这是改变工厂命运的一天，可我当时的心里想得简单得很，只要把我的潜力释放出来，给我们的改革事业做出点什么，如此而已。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这样一组镜头，领导为我“出山”，安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答辩会”，我现在简明扼要地道出这些，也许可以让忙碌的现代人了解过往，增加一点趣事。
王立新在报告文学《旋转的世界》中，详细地记述了“答辩会”的那个场面——石家庄造纸厂近两千双眼睛，紧盯着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那里成了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值班的职工心潮亦不能平静，思绪的流云早就飞到长条桌旁，哪怕一声轻咳，一声木椅的碰撞，一声轻轻的呷茶，都会引起心灵上的同频共振。连存车处的妇女们，也都翘望着二楼上下的台阶，捕捉着出来的每一个人神情的变化，哪怕一霎锁眉，一个举步，一束目光，都会引起莫大的关注和揣测……全厂一百多双眼睛停止了转动。
马胜利随着人流走进会议室，连同行的与会者也禁不住停住脚步，刮目相看。你看：他身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头戴威风凛凛的前进帽，下颌微扬，目光平视，透出激动、亢奋和自信，浑身抖着精神，连步履都是快节奏的，一团火，一阵风，他右臂腋下夹着个暗黄色的、厚厚的卷宗袋，好像不是参加答辩会，而是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那神态似在宣告“我注定马到成功!”似乎他早就想好了自己在这历史天平中的位置，穿过重环的势力圈，径直来到第七届领导班子成员对面的空木椅上，从容、果敢地坐下，旋起右臂，把厚厚的卷宗袋抛在长长的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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