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馀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前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医药。(八)丹道。(九) 堪舆。(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益和沿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芒。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易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造卦爻辞例，便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演唱会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串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沿秉和颇得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引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与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惟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明辩。《礼记·五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洁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辩的作用。但在明辩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始，错综重叠，旁通漫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专长、坤、复、睽、家人、归妹、渐、姤、、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十六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无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特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昼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洁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伯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伯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担承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便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白话”以外，再加“讲解”，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馀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作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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